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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韋德: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伙是如何叛賣蘇聯的(全文)

          謝韋德 · 2020-03-12 · 來源:論據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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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爾巴喬夫及其周遭的人在準備摧毀“牢不可破的聯盟”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其中一部分人積極執行了總書記的那些招致滅亡的方案,另一部分人則默不作聲,眼睜睜看著他們用自己的背叛行徑侵蝕著這個國家的根基和統一。

            本期刊發的是《論據與事實》編輯部于2020年3月1日對俄自由民主黨中央副主席В.Н.謝韋德的書面專訪的回稿的翻譯件。

            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維奇·謝韋德(Швед ,Владислав Николаевич),1944年出生于軍官家庭,1947-1992年一直生活和居住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曾是蘇維埃立陶宛共和國優秀共青團員稱號獲得者,1988-1989年任立陶宛共產黨十月區區委第一書記(立陶宛不設州委),1990-1991年為蘇共中央委員和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書記。早年是電爐廠工人出身,后畢業于考納斯理工學院,蘇聯時期長期從事列寧共青團團務工作。1992年5月曾被立陶宛當局逮捕,1992-1996年居住于白俄羅斯共和國,現為俄羅斯聯邦三級國家顧問,俄羅斯自由民主黨副主席。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立陶宛仍然以他在蘇聯時期從事的政治活動是犯罪活動的理由判處他無期徒刑并要求從俄羅斯引渡謝韋德。

            因書面采訪的回復稿件過長,經編輯部討論,決定分為兩個部分刊發。第二部分于本周六刊發。同時,巴蘭尼茨對亞佐夫同志的生前的最后專訪的完整稿件因編輯部決定向學術刊物投稿,《論據與事實》取消原定刊發計劃。請各位讀者同志見諒。

            《論據與事實》是曙光俱樂部的理論刊物,其創辦目的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論、方法論和唯物辯證法教育群眾,為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如有志愿加入曙光俱樂部和《論據與事實》編輯部的同志請將你們的姓名、學歷、年齡、學習/工作單位發送至后臺,將由相關負責同志同志和你們聯系!

            謝韋德:

          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伙是如何叛賣蘇聯的(上)

            受訪人:В.Н.謝韋德

            俄羅斯聯邦自由民主黨副主席

            譯者:冷西、介芝

            《論據與事實》編輯部

            今天,我們可以毫無疑問的說,戈爾巴喬夫及其周遭的人在準備摧毀“牢不可破的聯盟”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其中一部分人積極執行了總書記的那些招致滅亡的方案,另一部分人則默不作聲,眼睜睜看著他們用自己的背叛行徑侵蝕著這個國家的根基和統一。

            沒有一個所謂的戰友從來不敢告訴戈爾巴喬夫他不是“一個巨人,而只是一只蟑螂”。但在后蘇聯時代,總書記的一些同事又很快就會發表回憶錄,他們過去常常用各種方式詛咒舊主,爭辯他們是如何“抵制”那些破壞性的改革進程。

            在這方面,我將試圖說明在那六年多來,干部隊伍是如何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進行國家崩潰工作提供條件的。 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夜越黑,星星越閃耀

            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自戀的業余愛好者,在闖進權力中樞后只關心他們的形象。他們不許身邊存在那些有個性的人,只親近那些是自己感到舒服的人。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讓自己變成“天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這一特征被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注意到了,他曾說:“他(戈爾巴喬夫)只能在沉默且愚蠢的人的身邊才會感到舒服。”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斯塔夫羅波爾工作期間就簡單談過他的干部政策的本質。不知怎的,為了回應對他的干部政策的友好批評,戈爾巴喬夫說出了一句讓人費解的漂亮話兒:“夜越黑,星星越亮閃耀。”毫無疑問,他把自己當成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北極星了。因此,他總是不厭其煩地進行政治洗牌,以便從中挑出那些讓他感到舒適的溜須拍馬之徒。

            戈爾巴喬夫當選總書記,完全是靠當時的蘇共中央組織黨務工作部部長葉戈爾·利加喬夫。后者在他接任中央組織黨務工作部部長后替換了70%的州委及邊區黨委的一把手,委派“自己審查過的”、愿意執行”黨的規定”的人來接任,保證中央全會的多數席位。

            隨著戈爾巴喬夫的走馬上任,干部的更替范圍擴大了。蘇共中央在頭三年中更新了85%的干部,大大超過了1934-1939年的數字(當時這個數字是約77%)。1988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推行中央機關的“年輕化”,所有關鍵崗位都被分配給了戈爾巴喬夫分子。

            蘇聯部長會議也以同樣的方式更新,115個部長就留下了10個。然而,盡管人員重組無休無止地進行著,戈爾巴喬夫卻還是認為保守派阻礙了他的改革。

            在回憶錄《改革與生活》中他說:“……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1986年)召開之后,區委會和州委會進行了三次人事變動,蘇聯和蘇共的機構幾乎完全恢復了活力。1987年1月中央全會后,(共和國和州的)第一書記陸續被更換,許多“老住戶”紛紛退休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個梯隊紛紛掌舵。可是他們在手法上還是老一套啊!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原理已經深深地植入他們的腦海之中……”

            然而事實情況根本不是這樣。很明顯,那些在1988-1989年期間成為蘇共的絕大部分的組織的領導者不是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毒害”,而是被背離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所“毒害”了。結果,改革也就變成了背叛。也正是這個原因,蘇聯在1991年9月(實質上)悄然解體。

            人事關系—1。改革設計者

            戈爾巴喬夫的干部政策的主要信條是把自己信任和好管理的支持者安置在關鍵崗位上,從而形成了人員的聯系。通過讓這些人走馬上任,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露出了真正的“鋼牙”(政治局元老安德烈·葛羅米柯語)。

            對此有一個生動的例子:1985年7月1日,戈爾巴喬夫任命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一個舌頭打結、連俄語都說不利索的格魯吉亞人——擔任蘇聯外交部長。然而,在回憶錄《改革與生活》中,戈爾巴喬夫毫不猶豫地說:“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是一個人,無疑是一位杰出的、有道德的政治家,受過教育,博學多才。”

            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的回憶錄能夠讓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對蘇聯及其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作用:

            “我們自己并不理解蘇聯領導層的這種政策。我們本來準備保證東歐國家永遠不會加入北約,并且可以免除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但謝瓦爾德納澤根本沒有討價還價,并且在沒有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同意所有想法。同樣是在阿拉斯加邊境(我們正在討論白令海和楚科奇海的海域劃界),我們本來沒有指望任何東西。(而他們卻絲毫沒有討價還價就同意了,)這可真是上帝賜之。”

            同樣令人震驚的還有根納季·亞納耶夫被任命為副總統這件事。戈爾巴喬夫和盧基揚諾夫兩個人實際上是壓制了1990年12月蘇聯第四次人民代表大會的集體意志才實現了自己的意志的,因為亞納耶夫遭到了大會的排擠。但是最終,自第二輪投票以后,代表們也投票選出了這個“一個成熟的、能夠參與討論和做出重大決策的政治家”(戈爾巴喬夫語)。

            我對亞納耶夫比較了解,也不止一次到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建過他。他是一個體面和善良的人,完全沒有傳統的克林姆林宮官僚的那種傲慢,但顯然無力擔任副總統,正如八·一九事件中所實際證實的那樣。這就是為什么在亞納耶夫成為副總統的道路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作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除此之外,戈爾巴喬夫還知道亞納耶夫一個微妙的細節:他的手總是抖著。我第一次見到根納季·伊萬諾維奇時,也注意到他用顫抖的手拿著香煙和抽煙的方式。當時在書房里只有我們兩個,所以亞納耶夫當時完全沒有理由焦躁不安,(這應該是他的個人習慣)。

            這也就是說,在1991年8月1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那些說亞納耶夫因為害怕而手抖的報道完全是無稽之談。但是顯然,這種個人習慣也促使戈爾巴喬夫堅持希望看到亞納耶夫擔任副總統。最后,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成功地創造了“戈爾巴喬夫—亞納耶夫”互相需求的人事關系。

            除了以上所述,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還與雅科夫列夫(中央書記處書記、宣傳部長——譯者注,下同)、雷日科夫(部長會議主席)、盧基揚諾夫(最高蘇維埃主席)、亞佐夫(國防部長)、克留奇科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拉祖莫夫斯基(蘇共中央黨建與干部委員會主席)、巴卡京(內務部長)等人建立了這樣的人事關系。

            (說到這里,)黨中央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間的互相需求的關系的真正形成的地方。而且,這層關系是雅科夫列夫在后來回到莫斯科工作時建起來的,而不是戈爾巴喬夫在1983年對加拿大進行正式訪問時的事。現在讓我們談談這層關系。

            眾所周知,雅科夫列夫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提出了災難性的改革思路,所以他被稱為“改革設計者”并非偶然。

            雅科夫列夫設法說服了戈爾巴喬夫相信社會主義已經無望。他還提出了關于全人類價值高于一切的想法。與此同時,他還給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提供了“合適的人”。

            大家都知道,是雅科夫列夫堅持任命德米特里·亞佐夫為蘇聯國防部長,并也是他要求讓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擔任克格勃主席一職的。

            作為一位優秀的心理學家,雅科夫列夫覺得,在他們兩人的所有的優點中,最突出的是這兩個人的執行能力是始終高于其主動性和自主性的。這個“優點”在后來在蘇聯的命運中起了災難性的作用。

            1998年10月10日里根總統的外交顧問珍妮·柯克里帕特里克在接受《獨立報》采訪時透露了雅科夫列夫對蘇聯崩潰的實際“貢獻”。當談到個人在二十世紀的歷史和政治中的作用問題時,她把雅科夫列夫和丘吉爾、墨索里尼、希特勒、毛澤東、杜魯門、斯大林等人相提并論。

            記者驚訝地問道:“為什么還有雅科夫列夫?你見過他嗎?”“有幾次。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發揮了巨大的重要作用。我希望你知道我在說什么。”

            對此的過多評論是無關緊要的,原蘇聯克格勃第一總局S局(非法途徑派遣局)的傳奇局長、退役少將尤里·德羅茲多夫接受《俄羅斯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說:“幾年前,我認識的前美國情報官員來到莫斯科。在一家餐館吃飯時,他拋出了以下一句話:“你們是好人。我們知道你們取得了一些值得驕傲的成就,您可以為此感到自豪。但過了一段時間,如果檔案被解密,你就會氣死的,那時你就會知道在你們的高層里有多少美國中情局和美國國務院的特工。”

            人事關系—2

            還應該講講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的關系。應該這樣說,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是一位出色的專家和一位具有高度自尊和責任感的人,但是這也使他無法正確對付戈爾巴喬夫耍的花招。

            1989年7月,當雷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宮的黨務工作會議上說:“黨是危險的!”后,(人人都對此印象深刻),后來當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特別會議上出現總統選舉問題時,一些代表就要求把他列為候選人。

            以下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維塔利· 沃羅特尼科夫對當時的情況的描述:“情況是這樣的,如果不取消總理的候選人資格[1],那么戈爾巴喬夫在正常的投票程序中無疑會失敗。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仍然沒有勇氣去實現將黨的高級領導人和黨的最高領袖這兩個概念在政治上區別隔開的行為,于是就把蘇聯總統一職拱手相讓了。”

            但是,我想澄清一個事實。我和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交往不淺。在我看來,在雷日科夫拒絕競選總統職務中起了主要作用的不是缺乏勇氣,而是正派。我剛才提到過,因為雷日科夫認為不能在黨的同志們面前偷奸耍滑,可戈爾巴切夫卻相反。

            但也不是雷日科夫的立場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能順利擔任總統一職,而是戈爾巴喬夫和盧基揚諾夫的關系。阿納托利·伊萬諾維奇主持了第三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憲法》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的補充規定。國家元首應由公民通過直接和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但是當時已經很清楚,戈爾巴喬夫沒有機會成為“民選”總統。

            但是,盧基揚諾夫最終以46票的極少多數票確定了第一次總統選舉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例外決定,并同時提選了候選人——戈爾巴喬夫、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但是由于后兩位競選者先后退避,因此戈爾巴喬夫才最終當選為蘇聯總統。這就體現出了(戈爾巴喬夫的)“把合適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的理論的“成就”。戈爾巴喬夫的這項技巧十分熟練。

            另外,關于戈爾巴喬夫和拉祖莫夫斯基的關系也要闡述一下。1985年5月,格奧爾吉·拉祖莫夫斯基接替利加喬夫的職務領導了中央黨務和組織部,一年后,他當選為了中央書記。

            拉祖莫夫斯基領導下的國家和黨組織工作是較有成績的。但他也必須對1988年立陶宛共產黨出現的分裂主義情緒和行為負有責任。

            當時的事實是在第十九屆黨的代表會議前夕,戈爾巴喬夫正在大力呼吁發展黨內“民主化”“公開性”,但與此同時,由拉祖莫夫斯基領導的中央組織部門卻對此保持抵制,他當時直接向各級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下達了一份列出了包括立陶宛共產黨在內的組織的應該當選的代表名單的文件。這不僅引起了立陶宛共產黨的憤慨,也引起了整個國家的憤慨。

            因此,立陶宛共產黨人在許多方面的抗議情緒最后促成了立陶宛的“薩尤季斯”運動的創立和最終形成了氣候的局面。而且在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后,蘇共中央組織部門也完全無視立陶宛共產黨人在1988年競選期間所表達的批評,這使當時的局勢更加惡化。

            而1月19日維爾紐斯市黨委全體會議再次對拉祖莫夫斯基關于共和國競選發出的批評直到今天也依舊沒有得到答復。

            在那以后不久,在立陶宛黨的代表大會的議程上就提出了立陶宛共產黨獨立的議題。而對于這項議題,蘇共中央也未作出回應。因此,立陶宛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宣布該黨退出蘇共,緊接著,1989年3月,立陶宛宣布退出蘇聯。

            (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黨內的保守力量所導致的),戈爾巴喬夫直到今天都在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改革前的黨內是如何充斥著官僚主義的言論,并且因此宣布這座“大壩”[2]正處于重建的道路上。很明顯,這是一個托詞,因為真正的導致這座“大壩”崩潰的人(不是黨內的保守力量而)正是戈爾巴喬夫和拉斯莫夫斯基以及他們的追隨者。

            另外,有個對拉祖莫夫斯基的趣聞,記者葉夫根尼·阿爾巴茨在媒體上說,前政治局候補委員拉祖莫夫斯基至少在2001年都仍從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的總公司每月領取工資。我想這是有原因的吧。

            另外,戈爾巴喬夫和巴卡京的關系對蘇聯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

            1988年10月,克麥羅沃州黨委第一書記瓦季姆·巴卡京被任命為蘇聯內務部部長,這在當時是看似很正常的調動,當時是羅斯托夫州黨委第一書記弗拉索夫接替了巴卡京的克麥羅沃州的第一書記的職務。

            現在通常認為巴卡京和克格勃的解散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但他(在這件事中)只是個小角色,而且克格勃早在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變以后)就已經注定失敗了,而巴卡京在那件事中只是一個被操縱的木偶。而相比這個更重要的是需要講述清楚瓦季姆·維克托洛維奇是怎么讓蘇聯內務部崩潰的。

            戈爾巴喬夫在巴卡京擔任內務部部長時對他強調:“我不需要專業的民警部長。我需要政治家。”巴卡京“出色地”展現了戈爾巴喬夫口中的一個民警中的政治家的素養。在他擔任部長的兩年的工作中,他對蘇聯民警系統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

            巴卡京擔任內務部長后發布了一項導致蘇聯民警隊伍崩潰的關鍵性命令。他決定賦予了民警在其他組織中獲得兼職工作的權利,結果這不僅導致了腐敗和執法機構與犯罪分子的實質性合并,而且導致內部無的主要專業部門被商業氣息侵蝕,這是蘇聯執法系統崩潰的開始。

            對該系統的另一個痛苦的打擊是巴卡京的另一個命令,他決定取消蘇聯內務部的特別偵查部門[3]。全世界的警察機關都知道這種機構是警察機關在犯罪世界中的眼睛和耳朵。即使是警務活動的業余愛好者都知道這個公理。

            這些命令的后果至今都仍在困擾著俄羅斯聯邦。而瓦季姆·維克托諾維奇對蘇聯執法機構的最致命的打擊是他促成了15個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的土崩瓦解。

            舉個例子,1990年立陶宛宣布獨立之后,共和國內務部宣布不再服從蘇聯內務部的領導,而且還對蘇聯內務部采取了敵對的立場[4]。而巴卡京竟親自指示蘇聯內務部對實質獨立的共和國內務部進行撥款,還向共和國內務部提供了現代化的技術支持,并幫助共和國內務部在維爾紐斯建立了自己的民警學院。巴卡京認為,這是蘇聯和獨立的立陶宛關系中的“建設性一步”。

            政治局.蘇聯的總毀滅

            另外,還應該明確中央政治局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的作用。這個機構的本來的目的是確保和貫徹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然而,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工具,用來支持新任總書記通過破壞性決議的工具。

            當時為了“馴服”政治局,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早在1985年4月就開始了打破中央政治局的權力平衡的嘗試。“馴服”的第一步——戈爾巴喬夫的所有反對者都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職務,他們包括羅曼諾夫[5]、吉洪諾夫[6]、謝爾比茨基[7]、格里申[8]、庫納耶夫[9]、阿利耶夫[10]。第一批支持他的人同時也進了來:利加喬夫[11]、雷日科夫[12]和切布里科夫[13]。

            總的來說,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中央政治局總共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更換,而每一屆委員都比前一屆弱得多,因此當每次更換完成后,戈爾巴喬夫立刻就覺得自己成為了新的主宰者。根據他的前助理、他的的“左右手”瓦列里·博爾金[14]的說法,(戈爾巴喬夫)他“……完全不能容忍任何批評他的意見。我記得他在會議上對政治局委員說:‘如果你繼續說話(反對我),我就把你踢出政治局’。”

            就是這樣的!然而政治局委員們卻認為新的總書記的這種行為是理所當然的,改革前的那批干部是在非常嚴格的政治傳統中成長起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注意到戈爾巴喬夫與將軍們的關系。當戈爾巴喬夫意識到以不屈不撓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防部長蘇聯元帥謝爾蓋·索科洛夫為首的軍隊正在阻礙他的單邊性“維持和平政策”時,踢開索科洛夫元帥的時候就到了。眾所周知,當時索科洛夫及其屬員是反對簽署《消除中短程導彈條約》的。

            因此,(戈爾巴喬夫)計劃蘇聯的將軍們進行大清洗。就像在1941年5月發生的那樣。當時,有一架德國容克-51軍用運輸機繞過了蘇聯的防空系統,毫無障礙地飛行了1200多公里,降落在莫斯科的圖西諾機場。這件事導致的結果就是蘇聯的軍事指揮系統成員遭到了大規模更換,尤其是空軍系統,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更換了。

            1987年5月28日,在邊防節那天,有一架塞斯納172天鷹級運動飛機降落在了紅場附近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大教堂周圍,是德國的業余飛行員馬蒂亞斯·魯斯特開過來的。戈爾巴喬夫從羅馬尼亞抵達莫斯科的當天晚上就在伏努科沃2號政府機場的大廳里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解除索科洛夫元帥的職務并任命亞佐夫為部長的決議,因為在機場,所以一切很方面。

            5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宮又舉行了一次關于魯斯特的政治局會議。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定下了會議基調,要求立即撤消空軍總司令和國防部長的職務。因此,一切都變了。雅科夫列夫、利加切夫和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罷免,懲罰。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處理這場事件的時候,)沒有人“記得”在1983年9月擊落韓國波音飛機后,蘇聯簽署了《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的附加條款,該公約的附加條款明確規定禁止擊落民用飛機。

            也沒有人提到為什么飛機在越過邊界3小時20分鐘后就從雷達屏上消失了并以相當于坦克一般的重量成功降落的問題。克格勃主席В.М.切布里科夫沒有對為什么有人在莫斯科河上的橋上等著魯斯特做任何解釋,據說當時還暫停了莫斯科橋的有軌電車運行并在紅場上安裝了專業電視攝像機。

            同時,當時國土防空軍莫斯科防空區還做出了聲明。弗拉基米爾·雷茲尼琴科少將宣布在魯斯特的飛機飛抵莫斯科的那段時間,防空軍總司令部意外地接到了關閉莫斯科防空區的自動防空控制系統以進行系統性維護的命令。

            防空區最脆弱的地方之一是兩個防空區之間的邊界。馬雷采夫將軍的證詞:“目標丟失的原因是因為兩個連接的雷達場的邊界存在一條狹窄的條帶形盲區,并且這個盲區很長,不知道為什么,魯斯特選擇了這條路線進行飛行。”

            問題是,德國的業余飛行員如何知道這種“盲區”的邊界? 塔林防空區參謀長杰什夫斯基上校認為,當時的防空系統存在以下規則:此類盲區的邊界每24小時就更改一次。但是,5月27日沒有收到這樣的命令,因此5月28日,盲區的邊界和前一天一樣。

            事實證明,魯斯特是知道盲區的邊界的。而這類信息只能從蘇聯獲得。問題來了,他是通過誰知道的?我記得,當時魯斯特是降落在老羅斯區的。

            作家安德烈·卡拉烏洛夫曾經在報紙上說過,“我問魯斯特:‘如果您愿意,我給您看一張有關您的飛機如何加油的照片,如何?’ 魯斯特沒有回答,什么也沒說,他對看照片不感興趣,只是他的眼睛在打轉……”

            順便說一句,魯斯特被拘留后,照片可以說是立即就傳遍了世界。德國雜志《邦德》的記者蒂姆后來在報紙上撰文闡述了他的觀點,他注意到了兩個事實——首先,魯斯特是穿著綠色襯衫和牛仔褲飛離德國的,而在莫斯科下飛機時他卻穿的紅色工作服。其次,在赫爾辛基加油時,只有漢堡飛行俱樂部的標志出現在了他的飛機上,而在莫斯科,人們可以看到粘貼在飛機的尾翼穩定器上的劃線原子彈的圖案。

            同時他從雷達屏幕上消失的原因是因為需要進行一次中途著陸以誤導防空部隊的雷達部門,即從雷達屏上消失,然后再次起飛,這意味著它從“擅闖邊境”變成了“未經批準的國內飛行”。

            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人都沒有提出一個像這樣的問題,即為什么魯斯特的飛行路線如此清楚的繞過了蘇聯防空系統,就好像他是知道蘇聯西北方向的防空系統是如何建立的一樣。對此有一個可靠消息,1987年3月,索科洛夫元帥應總書記的要求給了他一份這個方向的防空軍事地圖。

            正如前空軍總司令彼得·杰涅金大將后來聲稱的那樣:“毫無疑問,魯斯特的飛行是西方情報部門精心策劃的挑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在當時的蘇聯領導層的領導人個人同意和支持下進行的。”

            而且,調查員奧列格·多布洛沃爾斯基檢查事件現場的照片時,他驚訝地問魯斯特:“告訴我,馬蒂亞斯,你怎么還可以把飛機降落在橋上?”他回答說,有三堆電線作為指示物:開始,中端、末尾。然后經過調查后,他們結果發現,在一兩天前,在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下,維修有軌電車的在現場堆積的電線每20米堆積一堆的事實。

            另一件事是魯斯特如何克服降落距離過短的問題。在蘇聯克格勃調查部的第136號刑事案件中,記錄了一名證人的證詞,交警С.А.切尼赫認為:“如果不知道橋的延伸部分,那就有很大可能會發生(墜機)災難”。

            因此,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要么我們當時遇到的這場事件是一個“秘密行動”,一個對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有利的事故,要么發生的一切實際上就證明了魯斯特是個天才。

            中央政治局對魯斯特事件的處理以蘇聯武裝力量的幾乎整個指揮層的被撤換而告終。利加切夫的助手利戈斯塔耶夫回憶說:“六月初的一個下午,在我的辦公室里,像往常一樣,雅科夫列夫突然出現了。那時,他已經成為了極其靠近總書記的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寬闊而粗獷的臉龐上洋溢著燦爛的微笑。他情緒高漲,幾乎充滿節日氣氛。在門口就勝利地舉起雙手在他面前揮舞,然后脫口而出:‘瞧瞧!這雙手都沾滿了鮮血!還有肘部也有!’”從隨后的他的解釋中,我知道了,我的這位客人是從上一次的政治局會議中回來的,當時在會議上與魯斯特事件有關的所有干部被撤職,同時還決定撤銷了一些高級軍事指揮官的職務。是會議的結果使雅科夫列夫進入了這個如此熱情的勝利狀態,他的雙手是沾滿了被打敗的對手的“鮮血”。

            1987年12月8日,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簽署了《中導條約》,在今天,該條約被視為蘇聯對美國的實際投降。

            還有一個典型例子可以證明其他政治局對總書記的無條件服從。即中央政治局對戈爾巴喬夫于1985年5月發起的眾所周知的反酗酒運動的結果的討論。對這些結果的討論的會議是在1987年的12月舉行的,當時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討論了部長會議主席的“關于反酗酒運動的后果”的報告,報告中承認反酗酒運動的實質性失敗和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是致命的事實,但戈爾巴喬夫仍然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即認為“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原則立場。”,因此所有人也再次同意了總書記的意見和立場。

            但戈爾巴喬夫很狡猾。在1995年,他出版了《改革與生活》一書,其中一章的標題是“反酗酒運動:虎頭蛇尾”。其中,他將運動失敗導致的嚴重后果的責任的推給了葉戈爾·利加喬夫和米哈伊爾·索洛緬采夫[15],戈爾巴喬夫稱他們“把一切都帶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要求各地的黨和執委會[16]的領導人、部長和國營企業領導人‘必須過度’減少酒精飲料的生產,并用檸檬水的生產來代替。”

            然而,原蘇聯財政部長,也就是后來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瓦連京·帕夫洛夫后來向我透露了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為反酗酒運動制定的具體計劃和政治意圖——即,創造并豐富(蘇聯的)黑手黨現象。根據國際上的改革經驗,蘇聯的自由競選活動不久就勢必會展開,但是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不可能知道對這種(新的選舉條件下的政治)情況的處理辦法,但他們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擾亂社會的正常政治氣氛)并準備為這個方案的成功付出任何代價。這就是反酗酒運動開展的根本原因。

            毫無疑問,“改革之父”急于在蘇聯建立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 他們面對黑手黨的犯罪活動時不做任何實質性的處理。 根據各種估計,我國在反酗酒運動中損失了多達2000億盧布。“黑市地下商”把這筆錢的絕大部分放進了自己的口袋里。自戈爾巴喬夫的斯塔夫羅波爾時代以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就是“黑市地下商”的朋友。

            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的第二部分是黨和蘇維埃的逐漸變質和投降,特別是《國營經濟法》的通過這件事,它為成功復辟資本主義創造了條件,也創造了復辟私有制的條件。當時通過的其他一些關于國營企業以及其他國內經濟活動和對外經濟活動的法律也促進了這一過程的加速。

            在這種條件下,大多數蘇聯的經理們有了在“合作社”的形式下,通過對黨和蘇維埃委托自己管理的企業的沉浮的操縱而為自己的個人幸福打下堅實基礎,當時他們打著黨和蘇維埃的旗號的行為肆無忌憚,十分猖狂,這是今天的“民族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形成的開端和根本起源。今天的俄羅斯的資產階級不僅應將蓋達爾和丘拜斯視為父親,還應當將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視為父親。

            我不想過多講述八月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事。因為在今天,當每個人目睹在基輔發生的政變后,即將政權移交給了獨立廣場上的武裝分子時,明顯證明了這個事實的發生不僅是因為烏克蘭官員的公然腐敗,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軟弱使武裝分子陷入了無法無天的態勢。

            基輔發生的事件類似于1991年8月的莫斯科事件。當時由蘇聯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領導的“舞劇團”的優柔寡斷和無計劃性是導致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失敗的根本原因。

            順便說一句,當時這個“舞劇團”是可以指望得到蘇聯的大部分人的支持的。1991年3月,“牢不可破的聯盟”的公民中有70%支持維護聯盟的統一。

            而且,1991年8月18日至19日,以蘇聯英雄В.Ф.卡爾普欣為首的蘇聯克格勃特別小組“ 阿爾法”是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區緊密監視葉利欽的。但是,盡管“阿爾法小組”指揮部一再詢問,逮捕葉利欽的命令也一直沒有下達。

            國際反恐怖退伍軍人協會主席、“阿爾法”小組退役軍官、莫斯科市杜馬代表謝爾蓋·貢恰洛夫認為,“(當時)卡爾普欣通知我們,總部已經準備就緒,可以執行命令。但是執行的時候突然又來了一個命令,我清楚地聽到了它:‘等待指示!’,當時馬上就是黎明了,我告訴卡爾普欣:‘費多里奇! 您應該向總部報告——黎明即將來臨。’ 但是總部再次回復:“等等! 稍后聯系。” 我們的指揮官承擔了責任,他說‘還等什么!’ 然后我們轉移到了阿爾漢格爾斯克旁邊的村莊(準備執行命令)……

            (當我們出現在那里時,)采蘑菇的人跑走了……人們看到戰士以一種手中拿著武器的不尋常的形式出現在這片領域中,(他們)被嚇到并開始回避我們,逃回到了家中……

            后來據我了解,信息當時已到達科爾扎科夫[17]手中了。當時我說:‘費多里奇,再(給總部)打一次電話!現在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已經被發現了!’然后,卡爾普欣去打了電話。(總部)向他下達了一個新命令:‘采用方案2”,這就是說在路途中采取行動,意味著我們會在路途中開槍擊斃這些家伙,(于是)我們回到車里,向前行駛了兩公里,我們也開始(向群眾)掩飾我們(的目的)。但是,怎么解釋有這么多的武裝人員呢?(當時,)村民們看著我們時都表現出了明顯的恐懼,甚至都沒敢沒有出去打水...

            但是最終逮捕葉利欽的命令并沒有下達。

            當時我們進行了安排和設伏,以及準備了預案,卡爾普欣也報告了他的部隊的準備情況。但是直到六點鐘天亮的時候,(命令也沒有被下達),一切都清楚了,(葉利欽的)車隊將直達莫斯科。而總部也再次說:‘等待指示,將下達命令!’

            到了7點鐘,阿爾漢格爾斯克(的葉利欽)的帶有保衛的車隊開始聚集。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大人物。我們也(向總部)發送了我們的情報。當時,在我們報告的時候,哈斯布拉托夫,波爾托拉寧和其他人到出現了。但是仍然是‘等待指示!’ 僅此而已! 我們不了解(總部)他們想要我們做什么以及如何進行行動!

            偵察員在凌晨8點左右報告:‘車隊——兩輛防彈吉爾汽車,兩名乘有警衛以及其他人的伏爾加車正在高速公路上前進。行動準備!’卡爾普欣因此再次致電總部,并聽到:‘等待命令!’ (這邊偵查員匯報)‘可以認為,車隊將在五分鐘內到達(我們的設伏區)!’ ‘等待命令!’當我們已經看到它們時,費多里奇再次拿起電話。總部再次說道:‘等待命令!’

            命令始終沒有下達。怎么了?包括克留奇科夫在內的國家緊急委員會的成員事后都沒有對這個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顯然,這是因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組織者都沒有冒險并承擔責任的勇氣。瓦連京·伊萬諾維奇·瓦連尼科夫[18]有這個能力,敢于下達這個命令,但他在基輔,無法影響事態的發展。

            也許當時是有一些困難或其他考慮的。但是對此我不知道,我也很難判斷真相……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最后一位領導人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生前在接受俄羅斯媒體采訪時說過,國家緊急委員會是在1991年3月28日有戈爾巴喬夫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成立的。 根納季·亞納耶夫也說過,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文件是同戈爾巴喬夫一起確定的。

            葉利欽的車隊高速駛過我們后,卡爾普欣接到了電話:‘我們現在該怎么辦?’‘等等,我們會給您回電!’僅在五分鐘后,就有了回電——‘帶你一部分人去阿爾漢格爾斯克保護區。 ’‘為什么?!’‘-按照要求執行,其與的原地待命’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毫無疑問錯過了獲勝的集會。葉利欽被給予了寶貴的時間以動員他的支持者并采取行動。大約10或11個小時,我們回到了環城路,回到了之前部署的地方。在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他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并沒有播放廣播網絡中既定的節目,而是播放了‘天鵝湖’。 國家的悲劇于是變成了一場鬧劇。

            此外,當時整個局勢像紙牌屋一樣迅速坍塌。 葉利欽爬上了在白宮附近的一個坦克上,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違憲。 傍晚,電視上播放了一條新聞廣播,其中宣布了一條重要消息,即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終止了它的活動。當然“歌舞表演者”舉行的失敗的新聞發布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總之,結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接近勝利的情況下一敗涂地。實際上,這是1991年維爾紐斯一月事件的再次發生。但是,(這個我們的工作無關,)眾所周知,克格勃總是精心準備其行動。讓我們回顧一下蘇聯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第一階段。一切都是以分鐘為計算單位。”

            事實證明,兩個“不可調和的敵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實際上是捆扎在一起的,這是俄羅斯前印刷和信息部部米哈伊爾·波爾托拉寧部長的2011年8月18日接受《共青團真理報》采訪的原話。很顯然,克格勃的負責人是知道或猜到這堆東西了的,這是決定了他的行為的奇怪雙重性的根本原因。此外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在1990年6月與克格勃的第一總局負責人列奧尼德·弗拉基米諾維奇·舍巴爾申的談話中也做出了判斷,他決定押注葉利欽。

            同時,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無法擺脫對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責任感。 結果,他的行為成為就成了“我們的和你的都是一樣的”[19]的原則的生動體現。 但是在政治上,這種雙重立場通常會受到懲罰。最終發生的事證明了這一點。

            [1] 校對注:原文使用了總理一詞,而不是部長會議主席

            [2] 校對注:指蘇共和蘇聯。

            [3] 校對注:指特工。

            [4] 校對注:內務部屬于聯盟——共和國部,受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和蘇聯內務部的雙重領導。

            [5] 校對注:時任蘇共中央主管國防工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勃列日涅夫時期長期領導列寧格勒的黨組織。

            [6] 校對注: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7] 校對注:時任蘇共烏克蘭黨委中央第一書記。

            [8] 校對注:時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

            [9] 校對注:時任蘇共哈薩克黨委中央第一書記。

            [10] 校對注:時任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時期長期領導阿塞拜疆的黨組織。

            [11] 校對注:利加喬夫成為了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實際上的“第二書記”。

            [12] 校對注:雷日科夫接任吉洪諾夫成為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

            [13] 校對注:切布里科夫接任費多爾丘克大將成為了蘇聯克格勃主席。

            [14] 校對注:曾在盧基揚諾夫接替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后,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部長。

            [15] 時任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16] 蘇共在州、市、區一級的政府稱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17] 時任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總統警衛局局長。

            [18] 校對注:時任蘇聯陸軍總司令,蘇聯武裝力量陸軍大將。

            [19] 校對注:俄羅斯諺語,指沒有自己的立場。

          專訪謝韋德: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同伙是如何叛賣蘇聯的(下)

            受訪人:В.Н.謝韋德

            俄羅斯聯邦自由民主黨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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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冷西、介芝

            《論據與事實》編輯部

            曙光俱樂部國際聯絡部

            (起初,)鮑里斯·葉利欽在(波爾托拉寧所說的他和戈爾巴喬夫的)“捆扎”中是起次要作用的,但是,他意識到“事變”[1]給了終結戈爾巴喬夫的政治生命的難得的機會后他就積極行動起來了。 但是,不幸的是,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在試圖將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甩出政治舞臺的同時,他也毫不遺憾地和聯盟分手了。

            另外,在這里還需要再次明確戈爾巴喬夫的(另一個)背叛行為,也就是在這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維奇聚集在維斯庫利(國家別墅)宣布終止作為國際法實體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活動時的事。

            現在,很多人都確認了這“三駕馬車”通過的聲明的合法性。 然而,(當時)密謀者完全知道自己犯了罪,恰好在別洛韋日森林會面的原因是因為在極端情況下可以很方便的去波蘭(避難)。

            眾所周知,在維斯庫利會面之后,葉利欽害怕出現在克里姆林宮和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室。因為,他確定他(戈爾巴喬夫)會下令逮捕他,但是……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寧愿讓他們在維斯庫利會面后的局勢發展順其自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動。因為,他對蘇聯解體的情況感到滿意,因為在這種(聯盟解體的)情況下,將他繩之以法的可能性也消失了。

            在此期間,戈爾巴喬夫不是在考慮如何拯救聯盟,而是在考慮如何為自己的未來提供經費:食物,飲料和住房。另外,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長期安全負責人,克格勃將軍弗拉基米爾·季莫費耶維奇·梅德韋杰夫也給我強調過,戈爾巴喬夫的主要思想的核心是自我生存。

            當時,許多蘇聯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決定了為自己未來的生活的充分的物質保障而“奮斗”。在這個方面,應該告訴中國的人們,1991年美國人是如何從根本上收買了蘇聯的領導層從而幫助葉利欽上臺的。我想引用北美洲和南美洲俄羅斯貴族聯盟主席魯里科維奇家族的阿列克謝·帕夫洛維奇·謝爾巴托夫王子的證詞。

            在“事變”那天,謝爾巴托夫剛好從美國飛往莫斯科參加同胞代表大會。王子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概述了他對這次旅行的印象。

            在回憶錄中,他說“一個最近的故事。 第一次去俄羅斯時的故事。”

            當謝爾巴托夫陷入了1991年8月事件的重型災難現場的時候。作為具有影響力的美國公民,如果他僅為自己的生命著想,他是可以直接與美國駐蘇聯大使羅伯特·斯特勞斯接觸的,但是他是一位非常有見識的人,仍然是俄羅斯人的愛國者,他對1991年8月的事件及其以后的局勢發展深感擔憂。因此,他對與它們相關的所有事物都產生了十分大的興趣。

            他說,“ ...我試圖找出政變準備工作的更多細節。 幾天后,我發現了一些事情的真相:美國中情局通過其駐俄羅斯大使羅伯特·施特勞斯花了錢,利用他的關系賄賂了軍隊,也就是塔曼師和捷爾任斯基特種師的指揮員,而這些部隊本應該被派去逮捕葉利欽一伙人。軍事領導人格拉切夫[2]、空軍元帥沙波什尼科夫[3]的兒子也收了大筆錢。

            沙波什尼科夫現在在法國南部擁有一處房地產,在瑞士也擁有一處房房產。我從我的一位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很多年的老朋友喬治·貝利那里聽說過這樣一個事實,當時他們在八·一九前向蘇聯運來了10億美元的現金。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1991年8月,以執行特殊任務的飛機用外交貨物的名義將錢運到了謝列梅捷沃機場,將它們分別以10、20和50張鈔票的鈔票送給了(蘇聯)政府領導人和軍方領導人。這是這些人隨后得以參與今天眾所周知的大規模私有化的物質基礎。

            沙塔古會議的(蘇聯)代表參加了這次實踐,切爾沃夫將軍是幫助(中情局)給軍方領導的錢的轉交者,據我所知,美國太陽信托銀行[4]的一名董事約翰·克里斯特爾通過他的銀行籌備了中央情報局所需的資金。事實證明,如果蘇聯官員受到賄賂,拆毀蘇聯就不會有任何困難。”

            謝瓦爾德納澤的背叛

            (當時)叛國者早已定居在克里姆林宮。2014年2月14日,俄羅斯第一頻道放映了記者安德列·康德拉索夫拍攝的電影《阿富汗》。其中有一個片段,著名的圣戰者領袖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的親戚之一說,蘇軍針對圣戰者的大部分軍事行動沒有任何結果的原因是因為馬蘇德及時從莫斯科獲得了有關這些行動時間的消息。

            在這部電影中,還表達了蘇聯領導人的明顯背叛行為的另一個事實。眾所周知,在蘇聯軍隊撤離阿富汗之前,與同一個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達成了一項相互停火的協議。但是,在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的堅持和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的指揮下,蘇聯軍隊于1989年1月23日至26日仍然對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所控制的地區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導彈襲擊和空襲。這不僅是克里姆林宮的奸詐決定,而且是戰爭罪行。

            因此,在這方面,阿富汗共和國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宣布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是戰爭罪犯,也完全可以要求將仍然活著的戈爾巴喬夫引渡以對他進行刑事訴訟。

            而且,謝瓦爾德納澤不僅在阿富汗證明了自己的背叛行為。眾所周知,1989年4月,謝瓦爾德納澤在中央政治局發表講話,要求立即恢復第比利斯的秩序并追究格魯吉亞反對派領導人茲維亞德·加姆薩胡爾季阿[5]的刑事責任。但是,謝瓦爾德納澤于1990年4月9日去了第比利斯后,也就是在在著名的悲劇事件[6]發生后,他開始了表達驅散抗議者期間軍方行動理由不足的說法的行動,同時他強調傘兵使用了傘兵刀,而克格勃操作員(在現場)拍攝的這部電影證明了傘兵只是遮住了他們的臉以防止飛石和瓶子的傷害。[7]

            我記得1990年3月,在蘇共中央委員會討論關于立陶宛退出蘇聯的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謝瓦爾德納澤要求對立陶宛分離主義者采取最果斷的措施的人之一,他強烈要求恢復共和國的憲法秩序。 但實際上,他和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不斷向(分離運動的領導人)蘭德斯貝爾格斯[8]提供信息。

            1990年6月1日,謝瓦爾德納澤再次犯下叛國罪。 在訪問華盛頓期間,他與美國國務卿貝克簽署了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美國無償得到了擁有豐富的魚類和油氣資源的超過了47 000平方公里的白令海大陸架。這就是我們的蘇聯外交部長(的杰作)。

            毫無疑問,戈爾巴喬夫是知道這筆交易的。否則,謝瓦爾德納澤就不會在這件事以后還在莫斯科受到歡迎。如果戈爾巴喬夫事先不知道這筆交易,那么如何理解戈爾巴喬夫阻止了任何試圖定性這一“交易”為非法的行動。美國人事先是知道蘇聯首腦的這種態度的,因此他們迅速控制了這一地區。可以想象,謝瓦爾德納澤和戈爾巴喬夫為他們的此項“服務”而獲得的報酬是非常可觀的。

            毫無疑問,克留奇科夫知道這筆可疑的交易,但不敢公開宣布戈爾巴喬夫和謝瓦爾德納澤的背叛行為。好吧,這兩個人都賺了錢,但是他為什么還保持沉默呢?(我實在是不明白。)順便說一句,在今天的俄羅斯,圍繞這一事件也仍然是“沉默的陰謀”。

            近年來,美國賄賂“獨立”國家的民族精英的行動非常密集和而且持之有效。伊拉克,阿富汗,突尼斯,利比亞,埃及都是這樣的...最新的例子是烏克蘭。

            俄羅斯政治學家穆拉辛說,亞努科維奇對于猖狂的“廣場分子”[9]的軟弱和不確定的立場是由這位烏克蘭總統希望保留他在美國的十億元“綠鈔票”的愿望所決定的。徒勞的希望。在美國,伊朗總統,菲律賓總統馬科斯,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以及美國的其他前“朋友”的錢都早被遺忘了。

            烏克蘭總統的屬員也賺了很多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帶著自己的家庭成員從基輔離開去了他們的“候補機場”,類似于我們的“俄羅斯萬歲—愛國者”尤里·盧日科夫以前在奧地利和倫敦為自己創建的“巢穴”。

            毫無疑問,如果俄羅斯局勢出現惡化的情況,今天的俄羅斯統治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將效仿作為榜樣的烏克蘭的“同事”。而且,幸運的是,他們的“候補機場”早已準備就緒了。

            戈爾巴喬夫的三十三種“煉銀法”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也因自己的背叛行為在西方贏得了不錯的分數。2007年,《消息報》報道了美國前財政部長助理兼經濟學家保羅·克雷格·羅伯茨所說的情況。

            他回憶了他的直接上級梅爾文·雷德被任命為美國國防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的時候的一件事,當時,羅伯茨借機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即美國如何強迫其他國家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答案很簡單:“我們給他們的領導人錢。我們收買他們的領導人。

            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就是一個例子。他一退休,就被任命為一名財務公司顧問,工資為500萬英磅。此外,美國還安排了一系列的演講給他,每場他能拿到100至250千美元。眾所周知,美國國務院也為(蘇聯)前總統戈爾巴喬夫組織了類似的計劃。當然,后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解釋他為什么參與廣告活動時,也經常提到了資金短缺的問題,他宣布他所獲得所有個人報酬都是用于資助了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也許是這樣吧……但是我們知道,葉利欽為他“非沖突”地離開克里姆林宮給了他戈爾巴喬夫不少好處。

            我們都知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2008年9月因“冷戰結束”而獲得了美國的自由勛章。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獎章還附有100000美元的獎金。除此之外,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也給了戈爾巴喬夫,這也附有獎金。這是里根給他的。不過,毫無疑問,這只是美國給原蘇聯總統提供的物質福利的冰山一角。

            在2007年戈爾巴喬夫在德國巴伐利亞購置了一座宏偉的城堡,他和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休伯圖斯”別墅,那里原來是巴伐利亞州的兒童之家。

            此外,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國外還擁有并經常使用兩座別墅,一個在舊金山,另一個在西班牙,每一個的占地都超過68公頃。

            2003年5月,原蘇聯總統的孫女克塞尼亞舉行了一個“適度”的婚禮,這又證明了他的財政能力。當時,婚禮在莫斯科的高級餐廳“高斯丁尼宮”進行,警察封鎖了周邊。婚禮上的宴席正如媒體所說的那樣豪華。冷餐還提供了鵝肝醬、無花果、冰凍的黑魚子醬和熱煎餅,在煎餅中的還夾了蘑菇烤雞。

            除此之外,客人還能吃著大量的炸雞和麋鹿肉,還有一個高達1.5米的三層奶油蛋糕。

            毫無疑問,在可預見的將來,戈爾巴喬夫仍然將能夠為自己的孫女們組織類似的慶祝活動。不幸的是,他的生活中的應遭受的報應似乎就這樣無影無蹤了。但是,(我們知道)除了人類的審判臺之外,其他“法院”也遲早會向這個最偉大的叛徒——“20世紀的英雄”——“致敬”。那時,即使是“可怕”的美國國務院也無濟于事了吧!

            [1] 譯者注:指八一九事件。

            [2] 譯者注:時任蘇聯武裝力量空降兵司令員。

            [3] 譯者注:時任蘇聯空軍總司令、蘇聯國防部副部長。

            [4] 譯者注:美國銀行控股集團,截止2016年12月,總資產達到2048.75億美元。

            [5] 譯者注:后為格魯吉亞第一任總統。

            [6] 譯者注:指第比利斯事件。

            [7] 譯者注:在時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與謝瓦爾德納澤一同前往第比利斯處理該事件的菲利普·博布科夫的回憶錄《克格勃與政權》中有詳細描寫。

            [8] 譯者注:當時是立陶宛分離運動的領導人。

            [9] 譯者注:指烏克蘭事件時在獨立廣場上的武裝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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