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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陜北去”:七七事變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選擇

          范雪 · 2020-03-17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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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處在動蕩時局中的青年來說,有一條人生道路卻是極其特殊的:那就是“到陜北去”。“到陜北去”也就成了實現個人理想和拯救國家相統一的象征,成為了青年們激情向往的人生選擇。

            編者按

            “七七”事變爆發后,中國的大量知識青年從中心城市逐漸流散到邊緣地區。盡管這些青年在內陸地區也不難找到一條安穩的出路,但對于處在動蕩時局中的青年來說,有一條人生道路卻是極其特殊的:那就是“到陜北去”。陜北有一套特殊的戰時教育體系,它培養的不是高級的學術人才,而是以經濟實用的方式培養抗戰所需的干部。更重要的是,中共領導的革命政權有一種能夠一攬子解決中國社會全面危機的“主義”。這種“主義”能夠通過把個人融于集體,消除青年人的苦悶,整合他們在民族存亡之際的熱望和訴求。因此,“到陜北去”也就成了實現個人理想和拯救國家相統一的象征,成為了青年們激情向往的人生選擇。

            本文最初發表于“澎湃”文化課,感謝作者范雪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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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陜北去:

            “七七”事變后一批青年的人生選擇

            文/范雪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直接的后果,是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這其中有數量龐大的學生。“七七”事變時,正值學校放暑假。我們都知道,放暑假,學生就不一定都在學校了,有些回家了,有些出去旅游了,有些去搞社會活動了。因此,當戰爭這個突發事件發生時,有些學校能很快做出反應,比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決意南遷,但還有很多大學,特別是中學在突發局面下無法迅速有組織地做出反應,大量學生就這么流散了。這里可以舉個燕京大學的例子。1937年夏天,燕京大學有個“西北調查團”到陜北旅游訪問,在陜北期間戰爭爆發了,學生回不去北京了,有些就留在陜北參加了丁玲帶隊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之后,隨著日軍戰線的迅速推進,上海被占,南京淪陷,更大數量的學生需要轉移,他們中的一部分能夠隨校遷徙,但也有很多只能暫找棲身之所,輾轉于后方的多個城市。

            國民政府想要短時間內解決流亡學生和失散青年的安置問題,是非常困難的。他們做了很多的努力。教育部自戰爭一開始,就為救濟戰區流亡學生,先后在河南、陜西、廣西、重慶等九省市設立收容性質的“國立中學”共34所,同時,也成立各種名目的“戰時訓練班”,其目的一方面是安置流亡青年,另一方面是培養黨政軍人才。但現在看起來,當時的困境還是更搶眼。1939年李宗仁帶頭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提了關于流亡青年的案,他說:盡管抗戰中政府維護了高等學府和學生,但為數眾多的受中等教育的青年,正承受著家鄉淪陷、教育中斷的痛苦,而我們卻不能照顧到這些敵偽侵持之下的一般青年,他們的身心之悲痛與愿能之饑渴,實難安于想象。這些青年有些未能轉移至后方,轉移了亦限于容納,這是國家重大的缺失,是對青年無端的暴棄。

            擺在這些游散在社會上的年輕人面前的路,不算太少。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尋求機會。日本人雖然占領了北京、上海、武漢、南京這些民國的一線城市,但也使一些內陸城市在此時遭遇機遇、煥發活力,比如重慶、昆明、桂林、成都和貴陽。青年們也可以選擇進入戰時訓練班,戰時訓練班是專門為培養所謂抗戰人才的短期培訓項目。如果我們翻看當時的報刊雜志,會發現這類短期訓練班在戰爭初期有點遍地開花的意思,而且也很吸引年輕人,他們可能認為從這些訓練班出來后,差一點能找個黨政軍基層干部的工作,好一點是真正能貢獻民族抗戰。另外,作為有讀寫能力、受過教育的人,青年們也可以找宣傳、動員類的工作,這在戰爭初期是大規模高調擴張的一個行當。當然,他們也可以努力于繼續讀書和升學,因為如果我們了解當時教育部的基本政策的話,會發現政府意見仍以維持穩定為主導,提出“戰時要當平時看”的原則,所以教育系統基本與戰前保持一致,并沒有因戰爭自亂陣腳、大規模崩盤。

            不過,擺在青年面前的,還有一條特殊的路,那就是到陜北去,到延安去。

            1938年初春,一個家住西南的十六歲女學生寫了一封信給她的舅舅,吐露不滿與沖動:

            近來的生活很無味,一切工作做得不行。政治機構的改組是失敗,川滇黔三省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因此,特別難以救國。在成都已經有過一次高壓,在重慶不久也將要到來。老實說:我也不過還站在門檻外面,即使有什么壯烈的犧牲也還不會就加在頭上來,但并不能幸免而高興,我只更感到救亡前途的黯淡了!另一方面,離開學校以后,一直閑著,職業?不說不會做什么,也是找不到。家是一天不如一天,——雖然媽媽她還指望著日本被打敗后爹爹“榮歸”時發財。但這已是一個夢想!有時想到我的將來,家庭的將來,真正沒有辦法!如果到了支持不了的時候,這一家人的消耗,生活,怎么辦?舅舅!我也是人,當然不會就沒想到那許多問題,為了我自己,為了減輕家庭的——爹的負擔,我只有離開這個家;但是如何離開呢?找職業么?這是非常苦難,而且為了我的信仰,為了我的意志,為了不埋葬整個的我的靈魂,我不愿在這個地方“規規矩矩”做一世“人”。我不能這樣!半年來——一年以來,我盡考慮著我的生活,到現在,我知道這一切希望于家庭那盞燈都是幻想,都是錯誤!什么讀書,享樂,都是無意義,也無法辦到。所以現在,我只有一條路:到陜北去。有了一個相當長久的考慮時期,我想遍了所有的別人用過的方法,只有這是能夠不令我失望,是能夠讓我生存下去的地方……

            女學生的信,恰好一一反對了我們在上文中提出的青年的種種出路。她生活算是平安,但正因如此,她覺得自己離“救國”這個“時代主題”非常遙遠,內心為此一點也不平靜。她對政府也不滿,覺得政府給民眾施加“高壓”。另外,畢業之后找不到工作,她由此又想到拖累了家庭。有意思的是,女孩對家庭的感覺:母親指望軍人父親歸來時帶一筆發財的錢,而她認為黯淡的救亡前景和政府不可能讓發財夢成真。她用無味、不行、失敗、黯淡形容眼下的日子,希望破網而出。這里更有趣的是她對延安的想象:幫助她不在“這個地方‘規規矩矩’的做一世‘人’”。去延安是不規矩的,也是高級的選擇,與實現信仰、意志、靈魂相關。去延安也是沖破家庭、失業、沉悶的安全、救國黯淡等所有眼下困境的辦法。說到底,“延安”究竟如何并不重要,只是“去”這個選擇,就已讓她感到興奮和滿足。

            “破網而出”可能相當體貼地符合著到延安去的青年的心境。同時,也有一個戰時“觀點”的大市場和洪亮的輿論導向與之互動。

            當時的主流輿論,很信仰青年。用蔣介石對三民主義青年團訓話中的一段來概括就是:“青年為革命之先鋒隊,為國家之新生命,舉凡社會之進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賴于青年之策動,以為其主力”。蔣介石這番話的意思,簡要說就是:青年是珍貴的人力資源,誰要成事都得好好把他們用起來。這個觀點,各黨各派都認可,但具體到實際行動中,各方意見關于怎么使用青年卻大有不同。國民政府的政策前面提過,基本是“戰時要當平時看”,把教育大局穩住。據黃堅立的說法,此種政策也還是在提防共產黨在青年人中的運動能力。蔣介石在1938年就密令教育部嚴格審查學校的演講會和討論會。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請求召開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也被當局制止。而出于對共產黨滲透力的憂懼和防范,國民黨在1938—39年對一般的民眾組織和運動,也都采取消極處理和壓抑的方案。有些國民黨高官在后來的回憶中,甚至認為三青團的建立就是為了防止青年去延安。(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頁131—135。)

            中共的心態就解放得多。周恩來在1937年12月對武漢大學學生的講話中稱:“今天,無疑是個變動的,戰斗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時代”,“我們這一代青年應該慶幸恰好生活在這樣的大的動亂的時代里。我們要在這時代里學習得充實起來,鍛煉得強健起來”。周恩來對青年學生的規劃也與“變動的”、“戰斗的”一致:“到軍隊里”,“到戰地服務去”,“到鄉村中去”,“到被敵人占領了的地方去”。抱著這種教育理念的,也不止中共;教育界有不少人就主張在戰時特殊環境下徹底更張教育制度,配合抗戰需要,甚至有人認為“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立即停辦,俾員生應征服役,捍衛祖國;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亦可變更課程”,而“南京撤守以后,戰時教育議論更甚囂塵上”。(金以林:《戰時國民黨教育政策的若干問題》,見楊天石、黃道炫編《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延安施行的正是戰時教育,它要培養的不是高知、學術人才,而是以經濟實用的方式培養抗戰干部。這時候的延安有三所學校接納外來的青年: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和吳堡青年訓練營。“抗大”檔次最高,主要培養軍隊干部,教育以政治、軍事技術訓練為主。“陜公”學制一般為兩、三月,課程同樣以政治軍事為主,培養行政、民運干部。(高奇主編《中國現代教育史》,頁195—199)。這樣的教育制度,在當時的環境中,有它切實的優勢:第一,短期政治軍事訓練適合戰爭環境;第二,學生畢業后有工作分配,避免了失業;第三、“抗大”、“陜公”收錄學生不以文憑為準,認可同等學力,且年齡放寬,容納了更多社會邊緣人。

            到延安去的路途,不能說不辛苦。年輕人首先要到西安,從西安到延安有八百華里的山道,可通汽車,也可步行。坐汽車的話,一般用兩天可到延安,步行則需要十二天。汽車數量稀少,大部分去延安的年輕人都是結伴徒步北上,經過數個縣村的跋涉和光禿禿的荒野,一路風塵到達紅都。這樣的一段路程,一開始可能能靠激情撐著,但十二天的后半途,著實需要一定的意志和決心了。

            陜北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很多學生擠在一個土炕上,夜里寒風從紙糊的窗戶吹進來,常凍得人睡不著。老鼠、跳蚤和各種蟲子很多,洗澡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伙食更加說不上好。準軍事管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適應的,也有學生太有“自我意識”,很快對高度組織化的生活有了批判,隨即離開延安。但還是有不少年輕人,留在了陜北,接受全新的訓練和改造。陜北的艱苦環境,在某種意義上反倒成了對意志的訓練,他們稱“抗大”和“陜公”是鍛煉人的大熔爐,他們也把延安戰時教育的經驗,比如小組討論會、生活檢討、集體批評和集體生活等,作為值得學習的先進經驗介紹到大后方,吸引更多的青年奔赴延安。

            “抗大”、“陜公”式的學校,在當下中國似乎是不存在了,現在的輿論也更青睞精英學院,比如我們現在一提起“西南聯大”,會很容易陶醉在高級、獨立、自由的大學的感覺里。“聯大”當然好,但當事人的一些說法,還是能提供歷史更豐富的面貌。

            我找到一封1938年一位西南聯大學生的書信,文白句順,在這里大段抄錄:

            你猜聯大最當今的一個“運動”是什么?盯梢和抓奸。三校一混合,男女間的關系就“由量到質的劇急的隨行若變化”了。粥少僧多,其實也難怪。何況都是些文法學院的多情的大學生,在暮春時節(此間天氣通年如北平四五月)圖書館空虛,教授輪流告假去昆明過□(筆者注:此字看不清)。海關內有的是花木,南湖里有的是碧水,而且,以干柴近烈火,無怪其然。你說我太過么?笑話多著呢?什么“XXX夜闖城隍廟,XXX書臥三山亭”這些廁所文學,據云是寫實云。其次則是三校女人之互相輕視,北大腐朽,清華庸俗,南開淺薄云云。往往夜幕下“克羅斯”洋行的庭心,就演起全武行來。

            他繼續說:“聯大的口號是,革命的去,不革命的來,反革命的裝‘算’云。而且這也是真的,這有X部視察員的演辭為證:‘上前線的思想錯誤,死讀書成功后再報國的最為理想,遇事一切馬虎的也尚不失中庸之道云。’自然,無法生活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是達官富人的子弟,其次也是附庸于此階層的分子,你說政府能不替‘自己’的子弟盡力效勞以求若輩安全舒適,將來還可步武父兄后塵,光前裕后么?這是我對聯大一般教育機關的看法。雖然自知難免過火,卻沒有比這更迎合兄弟目前的心境了。”

            抗戰環境里,究竟“西南聯大”更對,還是“抗大”、“陜公”更對,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當然,問題也不應該這樣問。但從這封信里,我們至少能感覺到,延安的戰時教育建設性地整合了戰爭中青年們的熱望和訴求,而這也比一般的高校,更直接和實際地與抗戰發生著關系。

            從另一些史料里,我們能看到,在“到延安去”的這個歷史時刻,一些真實情感的分道揚鑣。一位父親在他寫給報紙編輯的信里說:

            東線戰場失利南京危機的時候,青年們更顯得憂郁彷徨,都紛紛離開課堂,或跑到前線直接參加抗戰,或投到短期訓練,預備受到相當的知識,往民間服務,因此我的兒子也隨同學們的邀約跑到陜北,考入抗日大學去了。他這一去是沒有征求家庭的同意的,我對于他這樣的行動很不贊成:第一,他不應該放棄“短期即可完畢”的學期,第二,縱因時局關系當以救國為先,也應該在武漢地方投考軍委會辦的戰時工作干部調訓班,或者投考軍校,絕對不該跑到遙遠的陜北去。我原沒有姑息的念頭,定要兒子守在家里過安全的生活,他有志干救國工作,我更沒有阻撓的道理,不過,中國這樣大地方,需要青年工作的地方很多,何必大家都紛紛往陜北跑呢?

            這個父親在后文中坦陳了他對陜北的憂慮。他的理由,是一個后世看來很可笑,但設身處地地想卻非常真實的考慮:國民政府會承認共產黨給的學歷么?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某某大學的畢業證,能不能得到教育部的官方認可。更進一步的,這位父親擔心,延安畢業的學生找得到工作么?歷史當然是把這個父親的擔心遠遠甩開了,兒子的選擇在我們看來才是趕上了歷史的節奏。但事實上,父子兩代人關于陜北判斷的代際差異,充滿了沖動、偶然、世故和責任感的張力,因為當時大概誰也不能預判,也就是十年之后,不說當年“抗大”、“陜公”的學生已有可能身負要職、獨擋一面了,真正面臨合法性危機的,反倒成了那些標準的精英的大學。

            本文引用的幾份原始史料都來自《抗戰》三日刊、《全民抗戰》兩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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