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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報再次響起:新冠肺炎疫情與干部作風痼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災難帶給人們的重要啟示

          楊永建  羅小軍 · 2020-02-2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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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武漢和湖北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災難造成的損失遠不止經濟社會方面,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干部形象的坍塌才是難以彌補的。因此,當前拉響的警報不僅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警報,還有干部隊伍中依然嚴重的作風問題,全國人民必須同時打贏兩場“戰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鏟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警報再次響起:新冠肺炎疫情與干部作風痼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災難帶給人們的重要啟示

          楊永建  羅小軍

            2003年“非典”疫情讓全國人民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聞所未聞的冠狀病毒有了切身感受,也促使全國衛生醫療系統快速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預警和應對突發疫情的制度體制(比如自下而上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這套制度體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歷次疫情發生時都較好地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國家和人民群眾減少和挽回了可能的重大損失。

            然而,為什么自2019年12月肇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來臨時,人們似乎沒有看到這套制度體制發揮應有的作用?是這套制度體制失靈了嗎?抑或是制度體制本身之外的因素?從目前有限的可靠信息來看,我們需要基于客觀事實進行理性研判,給出客觀回答。

            一、對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發展階段的簡要回顧

            為盡可能綜合反映客觀事實,本文對疫情早期過程的回顧選取了醫院系統、疾控中心系統、地方政府等三個層面以及主要時間節點來表述(資料來源:根據《第一財經》YiMagazine資料、經濟觀察報等公開報道整理)。

            2019年12月期間。12月1日,據國際學術期刊《柳葉刀》刊發的論文,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開始發病,且其無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本文認為關鍵的時間節點用下劃線表示,下同)。8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首例不明原因發熱患者當日發病。25日,武漢市第五醫院醫生呂小紅稱,聽到已有兩家醫院發生醫護人員感染。26日,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向江漢區疾控中心報告4例反常病例,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采集到武漢不明原因發熱患者的病理樣本。武漢市中心醫院接診首例疑似病毒性肺炎患者。29日,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始向省、市、區疾控中心報告發現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湖北省、武漢市衛健委組織專家組到武漢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展流行病調查。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等8人在微信群傳播有關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湖北省新華醫院1名護士出現輕微感染。31日,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抵達武漢;武漢衛健委通報有27例“病毒性肺炎”,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人員感染。武漢協和醫院設立呼吸傳染病隔離區,武漢市有關醫院收到要求排查華南海鮮市場密切接觸者的文件(通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開始大規模消毒。

            2020年1月期間。1日,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關停。武漢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賬號“平安武漢”稱,8名散步謠言者已被相關部門依法懲處。2日,市場管理者安排清潔工清掃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香港特區政府開會檢視針對武漢病毒性肺炎疫情的預防措施。3日,湖北省新華醫院對3例肺炎病患的CT檢測出現異常。武漢衛健委通報,稱發生44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醫生李文亮在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出具的訓誡書上簽字認錯。同日,中國向美國、聯合國世衛組織和周邊國家通報疫情。新加坡開始對自武漢飛抵新加坡的旅客實行體溫檢測。4日,武漢市衛健委無公開通報。當日香港特區政府啟動“嚴重”級別應對預案。5日,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發生59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武漢同濟醫院急診科醫生陸俊的CT出現肺部異常。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測出肺炎病毒的全基因組,發現其與SARS冠狀病毒同源性高達89.11%,推測應是通過呼吸道傳播。6日,國家疫控中心啟動二級應急響應。武漢市“兩會”開幕。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收治肺炎重癥病人,即刻采取隔離措施并改造ICU病房。湖北省新華醫院內部強調,醫護人員不造謠不傳謠。該院1名醫生出現CT異常。自6日至10日合計五天,武漢市衛健委無公開通報。8日,國家衛建委確認武漢疫情病源為新冠病毒,這是人類所知的第七種冠狀病毒。香港將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納入法定監管傳染病。9日,武漢出現首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當日未通報)。10日,國家衛建委專家王廣發稱,新冠肺炎沒有醫護人員感染,疫情可控。武漢市“兩會”閉幕。當日,國家春運開始。湖北省新華醫院出現30例患者CT異常。武漢大學中南醫院ICU科室16張床位排滿。黃岡市出現疑似病例。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出現感染癥狀。11日,國家疫控中心向武漢市提供PCR病毒檢測試劑。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稱確診41例新冠肺炎,自1月3日后無新感染病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此后至17日共7天內,武漢市衛健委通報無新增病例,不再提及醫護人員感染的內容,形成信息發布的空窗期。醫生李文亮的CT顯示“雙肺磨玻璃樣病變”。湖北省“兩會”開幕。12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醫生李文亮入院治療,后于2月1日確診,7日病逝。13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武漢同濟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各有1名護士被確診。港澳臺地區專家組前往武漢調查疫情。泰國確診首個病例。14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稱尚未發現明確人傳人,不排除有限人傳人。國家衛健委專家徐建國對《科學》雜志表示,763名密切接觸者無一感染,如果下周無新增病例則疫情或將結束。15日,國家疾控中心啟動I級應急響應,反映出疫情特別重大。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長江航運總醫院1名醫生感染確診。16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武漢亞心總醫院1名醫生感染確診。17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無新增確診病例。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袁國勇書面報告國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廣東省疾控中心,應警惕人傳人和無癥狀感染的風險。即日起,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對來自中國的游客做入境篩查。18日,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出現4名新增病例。國家衛健委派出的第二個專家組到武漢。湖北省“兩會”閉幕。武漢市3家醫院有4名醫護人員確診。19日,武漢市長周先旺主持召開常務工作會議,根據官方信息此會議沒有新冠肺炎防疫內容。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新增17名新增病例。國家衛健委宣布開始下放肺炎檢測試劑盒。武漢協和醫院有9名護士確診。20日,國務院將新冠肺炎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并采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通過央視新聞欄目確認新冠病毒“人傳人”。此后疫情形勢和社會輿論急轉直下。成立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武漢市衛健委當日通報2日內新增確診病例136人。武漢有3名醫護人員確診。21日,湖北省衛健委當日通報全省新增72例確診病人;武漢市有15名醫護人員確診,另有1名為疑似病例。22日,湖北省衛健委當日通報全省新增105名確診病例。湖北省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Ⅱ級應急響應。23日,1月23日,成立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第1號)》,決定于當日10時起“封城”。武漢決定建設火神山醫院(25日決定再建一座雷神山醫院)。國家衛健委通報,全國29個省(市區)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830例,其中重癥177例,死亡25例。浙江省、廣東省率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24日中午12時,湖北省終于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當日決定13個城市區域公共交通停運。

            此時,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成為重災區,防控壓力巨大、任務艱巨。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關注武漢疫情的形勢,于1月7日、20日分別對湖北武漢疫情防控工作作出口頭指示、專門批示。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和督查組。 國家領導人和相關部門負責人蒞臨武漢防控一線,靠前指揮,統籌協調防控各類資源支持湖北省,所有省(市區)主動馳援湖北亟需的醫護人員和各類醫療物資,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紛紛施以援手,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干部以及廣大醫護人員,面對疫情病魔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奮戰在防控和救治的第一線,形成全國一盤棋、萬眾一心戰疫情的局面。多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也盡力給予資金和物資援助。僅僅時隔9天,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聽取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和有關部門關于疫情防控工作情況的匯報,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自2月4日以來,除湖北省外的全國其他省(市區)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確診病例和治愈出院人數呈現一降一升的扭轉態勢,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嚴峻疫情漸趨穩定,彰顯出“中國決心、中國制度、中國速度、中國力量”的獨特優勢。這有力證明我國建立的疫情防控體制機制總體上是比較科學合理的,發揮功能作用也是切實有效的。

            本文對2月4日之后的疫情發展不再贅述。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自2019年12月29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之間,新冠肺炎疫情從“星星之火”發展成“燎原之勢”,武漢市和湖北省都錯過了若干次預警和防控疫情的重要機會。究其原因,絕不是技術層面出了大問題,也不是疫情預警制度和應急體制機制本身導致的。關鍵問題出在:當專業技術人員的正確意見遇到官僚主義的主管部門,再遇到按慣例召開的省市兩級“兩會”所需要的政治社會“穩定大局”這個前提的時候,奇怪的現象——監測專家在體制內拉響了警報,然而外界對此一無所知;作為公共衛生安全“看門人”的衛健部門,對社會發布信息遮遮掩掩欲說還休;地方黨委政府對眼皮底下涌動的緊張疫情形勢,回應要么觀望坐等、優柔寡斷,要么底數不清、預判失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面對愈演愈烈的社會質疑和慘重損失,組織上嚴肅問責追責雖屬必要,但是更需要人們進行理性思考和追問:為什么疫情沒有在“星星之火”階段被及時控制?在初始階段是個人犯錯還是集體失能?

            歷史上我們取得革命勝利得益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先進理念,現在也要從這場疫情災難中汲取教訓、彌補漏洞,避免將來再犯同樣或相似的錯誤。當從紛繁復雜、真假難辨的海量信息中,以吹沙見金、去偽存真的層層“剝筍”方式排除掉遮蔽關鍵問題的種種因素之后,人們不難找到原初癥結所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陰魂”不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惡習”仍在。可以初步判斷,這場造成重大損失、讓人刻骨銘心的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天災,更是人禍,而造成人禍的根源就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武漢大學原校長、教育家劉道玉撰文認為,武漢疫情的爆發和失控,人的因素是主要的,“21世紀頭20年,世界主要發生三次大的流行病,而兩次在中國,從深層角度來看,當政者和民眾都應該反思,吸取血的教訓。”“從省市領導來看,他們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盲目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寶貴的控制和救治時間”。對武漢和湖北而言,新冠肺炎疫情災難造成的損失遠不止經濟社會方面,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和干部形象的坍塌才是難以彌補的。因此,當前拉響的警報不僅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警報,還有干部隊伍中依然嚴重的作風問題,全國人民必須同時打贏兩場“戰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和鏟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二、深刻認識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危害,堅定鏟除它們的決心和信心

            關于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根源,2013年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同志在河北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深刻論述:“形式主義實質是主觀主義、功利主義,根源是政績觀錯位、責任心缺失,用轟轟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實實的落實,用光鮮亮麗的外表掩蓋了矛盾和問題。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做官當老爺,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習近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抓住了問題的要害。除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因素,人們還發現官場潛規則的導引和影響。比如,在現實生活中,干部只須對上級負責,表面光鮮足夠應付上級的檢查考評;不須對群眾負責,求真務實往往不討好,群眾投票的權重也不高;工作走走過場差不多就行,多說多宣傳、少做少惹禍,相互之間留個面子好合作、一團和氣好見面。

            中國歷史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給黨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造成過重大危害和損失,教訓可謂慘痛而深刻。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始終是黨面臨的一個長期而艱巨的重大任務。毛澤東同志鮮明指出“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為什么黨的策略路線總是不能深入群眾,就是這種形式主義在那里作怪。” “你們有權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的東西”,并號召全黨不僅要敢于“揭破它”,而且要把這種“毛病切實改掉”。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談話中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江澤民同志強調:“在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群眾反映最大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形式主義,二是官僚主義。”“(它)是我們黨的一大禍害。全黨上下,全國上下,必須狠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歪風。” 2017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時深刻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同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優良作風格格不入,是我們黨的大敵、人民的大敵。” 黨的作風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必須常抓不懈、一抓到底。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央提出抓作風建設,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反對奢靡之風,就是提出了一個抓反腐倡廉建設的著力點,提出了一個夯實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的切入點。”

            可見,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猶如身子與影子的關系,如影隨形;也似孿生同胞,基因同源、秉性一致。從本質上看,兩者互為依存關系,產生形式主義的深層原因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則由形式主義得以彰顯。近百年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一直沒有絕跡,時不時會死灰復燃,或改頭換面再出現。它在性質上表現出頑固性、反復性,在形式上表現出多樣性和變異性,這些特點在新冠肺炎疫情上再次得到充分呈現。

            首先表現為思想僵化、麻木不仁。有的領導干部對新冠肺炎疫情視而不見、聽耳不聞,沒有站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治高度考慮大局,欠缺“把人民的利益擺在最高位置”的為民情懷和階級立場。試想,如果當初有關職能部門和主管領導不要主觀武斷,而是與醫院和醫生細致溝通交流,科學分析研判,就不難做到見微知著,“先知先覺”地預見疫情苗頭并采取妥當應對措施。進一步講,如果對防控疫情與召開“兩會”二者“孰輕孰重”有一個實事求是、清醒理性的認知和判斷,那么決不至于發生一個月內病毒由漢口一點向武漢市外肆意擴散蔓延。1月31日晚武漢市委原書記馬國強接受央視《新聞1+1》欄目連線時心情沉痛地表示:“我現在是一種內疚、愧疚、自責的心態,如果早采取嚴厲的管控措施,結果會比現在好,對全國各地的影響要小,也會讓黨中央、國務院少操心。”人們只要看一看在疫情初期市井社會和醫院系統的非正常狀況就可觸摸其中奧秘。經歷過2003年“非典”事件的湖北日報記者張歐亞于2019年12月31日在自己的朋友圈連續轉發了4條關于不明原因肺炎的消息,但未能引起市民的重視和關注。即使到了2020年1月17日官方通報又有一名病人死亡,社會依然平靜如常,絕大多數市民茫然無知,思想麻痹,疏于預防。醫療體系內部“諱言”疫情的鴕鳥心理正在導致大量醫護人員被感染,有的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據2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首次披露醫務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數據:截至2月11日24時,全國共1716名醫務人員被確診新冠肺炎,其中湖北全省1502例,約占九成,僅武漢市就有1102名醫務人員確診感染。從現有情況分析來看,這些醫護人員被感染正是在疫情初期,且大多數是被無癥狀新冠肺炎患者感染。廣大醫護人員“用責任兌付信任,用生命托舉使命”,可謂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人民群眾生命的守護神。人們在感動之余,更多的是惋惜和痛心。

            其次表現為按部就班、手足失措。有的領導干部和基層組織習慣了或者說滿足于老辦法,不學習新方法,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個新事物仍然采取不起作用的老辦法去應對,思維陳舊,措施不當,實際效果自然失靈。形勢緊急之下,有的領導干部又出現方寸大亂、驚慌失措、忙中出錯。據報道,武漢市硚口區某社區工作人員因工作不細致,漏報轄區居民程某某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信息,街道、社區未能有效組織治療,導致該居民在家自縊身亡,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此外,需要盡快下決心采取超常規的防控措施時猶豫不決,亟需的醫護人員和一線工作人員調配不到位,接受捐贈的防護和救治物資分配不下去,“宅居”家里的群眾日常基本生活物資得不到及時保障,如此等等,都反映出省市領導機關在緊急事態面前優柔寡斷、擔當不足;防控初期底數不清、方向不明,對醫院亟需的軟硬件的缺口估計盲目樂觀,基層組織和工作人員應急能力和準備工作不足,這些問題都對有效防控疫情、挽回損失造成嚴重影響。

            再次表現為推諉扯皮、尸位素餐。有的領導干部官本位思想嚴重,信奉“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陳舊規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為官之道,或者在困難面前講客觀、遇到問題繞道走,忘記了黨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忘記了共產黨員的“四個意識”,忘記了人民公仆的職責義務,在抗擊疫情面前當了可恥的逃兵。據湖北省紀委監委2月16日消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湖北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嚴肅查處了一批(6名干部)違反疫情防控工作紀律、作風漂浮、履責不力等問題。黃石市下陸區司法局干部因不服從組織安排并發泄不滿被免職,相關問題被移交區紀委調查處理;黃石港區2名社區干部無故脫崗、臨陣脫逃,被責令辭職。有的干部因一己之私,違反工作紀律和組織紀律。據報道,在防控形勢十分緊迫的情況下,湖北省司法廳一位退休副廳級干部違反傳染病防治法規和防控工作規定,在本人及其家人確診新冠肺炎后,不服從集中隔離、入院治療等措施,并違規出入公共場所,影響惡劣。此類耍官威的行為被網友揶揄為“官狀病毒”。有的干部私自離崗外出,還對組織隱瞞事實。據報道,某縣級機關工作人員駕車到高鐵站接其從武漢返鄉的女兒回到家中,一直向組織隱瞞女兒從重點疫區返回的情況,本人多次外出與不特定人員接觸,導致嚴重后果和惡劣影響。

            形式主義還表現為脫離實際的簡單化、一刀切(因循守舊、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和工作方法,或以錯誤的方式解決錯誤的現象。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有的地方機關之間條塊分割信息閉鎖,分別給基層(社區、村組)下達填報多種內容重復的統計表格,占用了街道、社區工作人員大量的時間精力,有時忙到深夜還干不完。有的行政執法機關機械地、片面地執行正常時期的管理規定,不顧當下醫用物資極端緊缺的特殊情勢,認定一家私營藥店以進價0.6元/只的一次性口罩按1元/只銷售涉嫌違法(據當地的行政規定,售價超過進價15%即視為哄抬物價),處以沒收銷售所得及高額罰款,此事招來網民的猛烈批評。有點地方一些聯防隊員(抑或協警)對一家人居家打麻將消遣視為惡行,粗暴地打砸私人財物(麻將桌等),對方有所反抗又遭毆打。有的地方發生了不分緣由都執行粗暴的過激的防控措施,物管公司不論健康與否一律不許返鄉人員進入居住地,設卡人員不管“鄂”字頭牌照的車輛來自哪里一律不準下高速路口,凡此種種不僅人為造成不公正不合法的歧視鏈條,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破壞了人與人的溫情關系,而且干擾了生產原料和醫用物質的生產流通,損害了社會和諧穩定。這些打著“執法”幌子卻干著違法和非人道的荒唐事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負向影響,網民批評說“嚴控不是失控,‘硬核’不能硬來”。

            上述現象只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部分表現,但足以證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腐朽的封建官場文化和資產階級商品交換價值倫理的產物,與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性質格格不入,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背道而馳,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追求南轅北轍。人民群眾歷來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深惡痛絕。我們要徹底根除它絕不會輕輕松松、一蹴而就。相反,必須全黨內外、全國上下一致行動,堅定不移、一以貫之地反對它,以打持久戰、總體戰和殲滅戰的意志和方法,堅決打贏這場新時代條件下的特殊“戰役”。

            三、強化管用和有操作性的制度改革取向,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危害降到最低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思想病灶根深蒂固,其依賴的社會文化土壤肥水豐沛,不僅表現在工作作風、精神面貌、工作狀態上,而且往往滲入工作制度體制造成巨大的破壞,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多變性和復雜性,值得各級組織和干部群眾加倍警惕并切實解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和防控的情境堪比“戰爭”狀態,絕不可依照和平時期的思維和方式。疫情應急防控制度體制建設的關鍵在“管用”而不是“好看”、“好用”而不是“擺設”,突出“反映快速、靶向準確、運行順暢、措施有效”等要點,強化制度措施的可操作性,讓制度在基層真正“落地”,發揮出應有的重要作用,如此鍛造出來的制度體制才能經得起突發疫情的檢驗。

            (一)加大突發疫情防控體制機制的頂層設計和改革統籌的力度。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人類面臨溫室效應導致全球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重大疫情突發多發,病毒病菌變異演化加速,傳染病防控難度激增等嚴峻形勢。當下,要強化問題導向、結果導向,盡快補齊體系建設中的短板和不足。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和做法,每年或一個較短時期內,必須對傳染病疫情應急方案和防控法規進行修訂完善。在我國,首要的是改變對疫情防控體系投入不足的現狀,借鑒中醫治“未病”的理念思路,在“治未病”上面適當增加投入,則能夠產生無數倍投入的經濟社會效益。健全完善國家衛健委和疾控中心聯席會議制度、信息互通共享制度以及重大疫情防控協同機制,產生“1+1﹥2”的倍增效應。根據國內國際的自然環境變化和流行病發生的新特點新趨勢,及時修訂完善已有的傳染病疫情的研判預警方案、應急防控方案,提高預警和防控的及時性和準確性;重新布局區域性重大疫情應急醫療和防護物資的儲備中心和儲備站點,定期督查省、市、縣對疫情防控物資的儲備度,以及定點醫院的軟硬件建設情況,為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提供制度和物質基礎。

            (二)改革和提升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組織體系的管理體制和職能定位。

            現階段,我國疾控中心的定位是政府衛健委下屬的事業單位,不具備公共行政管理職能和權力,也沒有統籌調配社會醫用物資的能力。打個比方,這相當于你負責站崗但沒有開關大門的職權。考慮到我國傳染病預防控制的管理歷史和復雜的主客觀因素,對疾控中心賦權賦能可以采取兩步走的改革思路:第一步,實行雙軌制,即衛健委和疾控中心共同負責疾病預警防控工作,同時具有向本級政府報告疫情和提出防控意見的職權,技術方面由疾控中心負責,監管方面由衛健委負責。第二步,實行直管制,國家疾控中心納入國務院直屬單位,具有一定權限的行政管理職能,體制上直管各級地方疾控中心,一般疫情按照傳統流程逐級上報,遇緊急、危重疫情時基層除了逐級上報還應直報中央。這樣的改革設計為著堵住兩個漏洞,一是克服本位主義,地方因為某種考慮往往報喜不報憂而隱瞞實情,或抱著自己把問題解決了就不必上報的僥幸心理;二是克服在緊急事態面前兩個部門相互推諉扯皮,直接影響疫情預警和防控的決策質量和執行效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遠比2003年非典疫情造成的損失慘重得多。這警示人們:疫病重在預防,疫情重在預警。在傳染病開始擴散的窗口期正是防控疫情效果最佳的關鍵期,一旦錯過窗口期,將導致大范圍乃至全國性蔓延,此時實行重點疫區封控、全國聯防聯控實屬不得已而為之,投入成本相比窗口期不知高出多少倍。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醫院對疑似患者的病原學檢測需要若干天時間才有結果,存在明顯的滯后期。因此,我們應該借鑒法律上“疑罪從無”的思路,建立新型傳染病“疑病從有”的原則,在新型傳染病發生之初,政府和社會就能夠保持高度警惕,及時采取堅決的有效的防控措施,以有限代價迅速地“消滅”傳染病源頭,掐斷病毒傳播擴散的途徑,化解可能造成的嚴重公共衛生事件。

            (三)改革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和應急管控體系。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越來越成為事關國家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要因素,應對不當或應對失誤將給國家和人民群眾造成無可挽回的重大損失。應急管控體系包括傳染病監測和風險評估機制,疫情預警與發布機制,聯防聯控機制,救治場所緊急征用制度、緊急時期公共場所關閉和交通管制辦法等。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我們必須盡快著手改革完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和應急管控體系,讓“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疾控中心負責疫情的研判和預警,建構自下而上——縣為基礎、市為骨干、省為中心、國家負總責——的疫情直報制度和審核發布制度。加強市縣層級的應急防控體系和能力建設,實行黨政同責的雙責任主體,黨政一把手為第一責任人,加強常設性質的市縣疫情防控指揮部力量,加大對防控體系內工作人員防疫知識的培訓演練力度,建設一支覆蓋面廣、數量充足、訓練有素的應急防控骨干隊伍。重視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科技知識和現代文明素養,構建衛健委、疾控中心、醫院“三位一體”的科普教育體系,廣泛開展公共衛生科普教育和疫情防控基本知識培訓,增強人民群眾自我防護的意識能力,避免人民群眾因恐慌情緒導致社會秩序失衡。

            (四)建立疫區管控工作和生產生活統籌協調機制,把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降到最低限度。

            要實行“分區分級分類”的防控措施,結合疫情不同程度而執行不同應急等級的防控措施;針對不同性質的疫區、城鄉差別、不同行業等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防控方案和管控救治措施。這才是符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法論原則的正確做法。在嚴格管控時期采取全面統籌協調的方式,一方面及時接收、分配、發送疫區外地區捐贈的醫護用品、消殺藥品等,確保各類捐贈物資及時配置到工作一線,發揮出最大功效;另一方面在生產資金、基礎物質、生產員工、交通物流等環節加強政策支持、統籌計劃、執行監督各項措施的落實落細落地,支持幫助生產性企業早日復產復工,恢復市場正常運轉和經濟社會秩序;調配公共交通資源(緊急時征集出租車、義務私家車)保障城市社區小區居民日常生活物資的供給。

            (五)加快重大疫情應急防控和醫療救治的立法進程,做到依法依規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一是用法規制度明確相關人員在應急期間的職責、任務、要求,對工作漂浮、玩忽職守、脫離崗位者給予行政處分,情節嚴重涉嫌違法的要移交司法部門依法處理。二是立法明確社會人員承擔的防護義務。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傳播迅速廣泛,除了病毒自身的特性之外,也與少數人故意隱瞞疫區過往史或與確診病人密切接觸史的有關。對此類非理性行為只有依法治理,才能有效制止。三是明確基層單位(街道、社區、村社、學校等)的自治權限和處置措施報批程序等。鑒于疫情來勢兇猛、危害極大,中央對湖北省、武漢市及時采取非常規措施阻斷傳染源向外擴散,事實證明是極其正確的果斷決策。但是諸如山區農村自行挖斷或封堵進出村寨的道路,小區物管阻止返鄉的小區正常住戶(身體狀況不良的除外)進入自家居住等等,都是不合情理還涉嫌侵犯個人權利的過激做法。四是建立健全表彰獎勵醫護人員和抗疫一線的工作人員的制度。對疫情防控期間表現優秀、貢獻突出,特別是以身殉職的醫護人員,國家要給予表彰獎勵、授予榮譽稱號,及至追認烈士等。辦好這件事,是得民心施政德的好事,也是向社會傳遞正能量、樹立好榜樣的大事。

            (六)建立健全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基層治理體系,夯實公共衛生疫情應急防控的社會基礎。

            我國現代化和城鎮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將來伴隨著農村人口持續涌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密集呈現常態化和普遍化,公共衛生和醫療等社會服務資源增長滯后于城市居民需求將會長期存在。街道社區以及社會組織應該轉化為基層政府治理社會的神經末梢,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發揮獨特的輔助作用。可采取國家專項補助、地方為主的方式持續增加對基層治理資源的投入,包括人力、資金、醫用物資等基礎性資源,加快基層組織的信息化建設,提高城市社區、村委會乃至小區物管企業和小區藥店運用信息化管理的能力水平,加強對他們疫情防控知識的經常性培訓指導,增強鄉鎮中心醫院和社區醫院的應急救治條件和能力。推廣運用具有精準化特點的城鄉社會網格化管理模式,強化緊急動員整合一切社會組織力量參與官方防控體系的能力。

            當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侵噬著患者的身體健康。宅在家里痛中思痛,我們發現這場災難有許多方面值得思考總結。新冠疫情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性的光輝和丑惡,照出了社會百態和現象。戰“疫”行動猶如一場“大考”,考出了黨員干部的黨性意識和能力素質,考出了各級組織、機關單位的組織力、執行力和戰斗力。防控疫情還是一次質檢,檢驗了已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的成熟度和有效性,檢驗了疫情監控組織體系的應變力和成長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盡管新冠肺炎病毒如此狡猾易變,但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衛生醫療科技工作者正與病毒賽跑,不斷揭開新冠病毒的神秘面紗。新冠肺炎疫情終將過去,全國動員的戰“疫”已現曙光。我們惟愿人類生存的這顆藍色星球早日恢復她青春靚麗的容顏,自負莽撞的現代人能夠從跌倒之處堅強地爬起來,與社會、與自然相處更加理性、睿智、包容和淡定。

            然而,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作者簡介:

            楊永建(1967—),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黨建和思想政治理論研究。

            羅小軍(1968—),女,圖書館員,主要從事高校圖書情報資料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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