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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貴生:從“遞哨人”艾芬醫生抗“疫”經歷談“權力”的本質

          郝貴生 · 2020-03-1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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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把單純的“服從意識”作為衡量共產黨員的標準,我們不需要盲目的奴隸主義的“服從”,而是有頭腦的能夠識別真理與謬誤的主人翁意識的“服從”。

            從“遞哨人”艾芬醫生抗“疫”經歷談“權力”的本質

            郝貴生

            抗“疫”斗爭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人們已經開始多方面全方位思考和總結這場抗“疫”斗爭的經驗和深刻教訓,尤其“戰疫”初期耽誤了極其寶貴的時機,導致疫情泛濫如此嚴重。這也是2月7日李文亮醫生去世后引發的武漢和全國人民的悼念高潮的根本原因。中央迅速回應人民群眾的關注,決定派調查組赴武漢調查李文亮事件來龍去脈。北京黃某某事件,中央2月26日也決定派調查組,3月2日結果就已公布真相及處理結果,而調查李文亮事件至今已經一個多月,調查結論至今還未公布。這究竟為什么?3月10日,《人物》雜志刊載署名“龔菁琦”的作者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的采訪錄《給李文亮遞哨子的女醫生》,不僅披露了李文亮醫生被武漢公安部門及媒體界定為“謠言”的12月30日微信中轉發消息來源的過程,而且還披露了艾芬本人也被醫院領導“談話”訓斥及其嚴重后果的較為詳細的過程。這個采訪錄在一定意義上幫助人們知道李文亮事件真相更多的細節過程,同時對該醫院領導的壓制“真相”的錯誤、霸道行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讀完這個采訪錄后,引起筆者對許多問題的思考,尤其通過武漢市衛健委與該醫院領導在處理上下級關系的角度談談“權力”的本質。

            “權力”現象大家都熟悉,但黑格爾說,熟知的東西并非真知的東西。筆者是研究社會現象的一名普通學者,早在多年的對社會現象的觀察中,就發現絕大多數握有大大小小“權力”的權力者包括絕大多數的被支配者也并不懂得“權力”的本質。中國相當多的權力者認為,“權力”意味著我說話算數,別人得聽我的,不聽我的,我就治你、壓你、打你。而無“權力”的人在“權力”者面前只能受其支配和擺布。西方“政治學”理論把“權力”的本質界定為“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強制性的支配能力、關系”。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權力者與非權力者就是簡單的支配與非支配的單向關系,權力者可以任意支配非權力者,非權力者在權力者面前只能絕對的服從,不能有任何的反抗和批評指正。我們就以武漢衛健委及中心醫院領導處理艾芬醫生的經過談談這種“權力”觀念的支配過程及其嚴重后果。

            采訪錄中談到,艾芬醫生所在急診科去年12月16日和27日先后接診兩位冠狀病毒患者。12月30日正在微信上與同濟醫院工作的一位同學談論華南市場多人發高燒現象時,就把她正在電腦上看的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約11秒鐘的視頻傳給這個同學。當天下午4點,醫院同事給她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艾芬醫生看后嚇出一身冷汗,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同時也給她的同學和同科室醫生群里面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她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知道李文亮傳在群里的也是這個照片。所有艾芬醫生稱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遞哨人”。之后,當晚10點醫院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是關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一個小時后,醫院又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轉天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告之她轉天早上醫院領導約談。

            艾芬醫生談到這次約談說:“之后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么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于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這是醫院領導約談艾芬醫生的過程。從這個過程顯然看出,市衛健委某某主任在行使“權力”中嚴厲批評艾芬醫生微信中傳播疫情的有關信息是“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導致該院領導“開會都抬不起頭來”。醫院領導也同樣行使“權力”。以“造謠生事”為由嚴厲批評艾芬。無論衛健委領導還是醫院領導,絲毫沒有主動聽取艾芬醫生關于事件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的介紹和申訴。只是單純地強調必須“服從”,除了“服從”,還是“服從”。這不正是典型的行使“權力”過程中的單向絕對“服從”關系嗎?

            我們再看看這種行使“權力”造成的嚴重后果。艾芬醫生談到自己遭受嚴厲批評后的心理狀況時說:“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于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于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么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么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么做。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沒有關系,你們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后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鐘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后,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么。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后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著精神,認真做事,后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里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里面,這是不符合規范的,很荒謬的。”

            讀了艾芳醫生被訓斥之后的心情,筆者非常理解。一個正直的共產黨員、一個老實人,工作上勤勤懇懇,說真話,辦實事,無緣無故遭受權力者劈頭蓋臉的批評、訓斥、指責。心理上能夠接受嗎?不可能不鬧情緒,不可能沒有心理負擔,反過來給正在進行的工作造成更多更大的壓力,甚至如果自己沒有調整好心理,反而在一定情緒下工作有可能真的犯錯誤。我想這種情況許多正直的同志都遇到過吧!筆者不只遇到過一次類似這種狀況。這就是我們一些權力者在扭曲的“權力”觀念下不僅對被批評者有直接的精神損害、身體損害(艾芬醫生談到李文亮之死時說:“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沒有關系?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甚至對工作、對事業也造成一定的甚至更嚴重的損失和危害。艾芬醫生不僅個人精神上受到打擊,且不敢繼續在微信上以及同醫院科室大夫之間傳遞醫院病人真況,更不敢向“領導”再說“真話”、說“實話”、說“真相”了,哪怕領導真想聽真話,群眾也不敢說真話了。她說,1月23日封城前一天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她武漢市急診病人真實情況。她就問對方是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當對方說代表私人時,她才告訴對方真話。權力者無緣無故批評指責下級造成的結果多么可悲呀!

            艾芬醫生看到醫院“權力者”面對如此猖狂的疫情泛濫給醫院醫護人員造成許多多人感染甚至幾個醫院領導及子女也被感染時,看到越來越多的病毒感染者擁擠到醫院而醫院無能為力時,她心如刀割。她在訪談錄中敘述了他矛盾復雜的心情。她說: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系,然后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板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么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么多悲劇了。”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么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么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并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艾芬醫生為江學慶醫生的去世特別感到痛心。她說:“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系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么就在手術室,要么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后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后悔,后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里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對于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么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多么好的一位醫生啊,就因為權力者禁止說“真話”,白白丟了性命!艾芬醫生能不憤怒和自責嗎?她的談話還談到了她看到的許許多的事例。她沒有談到對整個武漢市、對湖北省、對全中國造成的嚴重危害性。其實人們從李文亮的被訓斥,從艾芬醫生的被訓斥導致整個武漢市、整個湖北省、整個全中國錯失了戰勝疫情的極有力的時機。這就是武漢市衛健委和醫院領導把“權力”單純看做單向關系而行使之造成的極其嚴重的后果。(同時還一定包括武漢和湖北黨政領導,不過筆者沒有掌握具體細節,不便分析罷了。)

            筆者一直認為,這種單向的“權力”觀念是錯誤的。筆者在職時以及退休之后寫的多篇關于“權力”本質的文章中批判了傳統“權力”本質概念中的主要缺陷:一它只是反映了“權力”某些外部特征即單向的支配與被支配關系和支配力量的強制性,它沒有從實踐的角度認識“權力”的本質,沒有把“權力”放在人類實踐活動的大坐標中、沒有從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和創造者的角度真正揭示“權力”現象的社會本質。筆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闡釋了“權力”本質的含義:“權力”實質是在一定的社會群體的實踐活動中,為實現一定的利益目標,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過程中形成的少數人具有和體現出來的能夠指揮、率領和組織大多數人凝聚為更大合力的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統一的能力和力量。這個定義突出強調“權力”這樣幾個顯著特征:一是“權力”是人類一定社會群體實踐活動的產物,而應用“權力”活動本身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不可能揭示“權力”活動的本質。二是“權力”是人類社會的永恒現象。但“權力觀”是具體歷史的,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觀,不同的階級“權力”觀念本質是不同的。三是階級社會的“權力”觀是原始社會“權力”觀的異化,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扭曲的“權力”觀。社會主義“權力”觀是克服“權力”異化現象的回復,是否定之否定。四是“權力”關系不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間單向關系,而是雙向、相互作用關系,把“權力”看作單向關系本質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權力”關系表面是支配者決定一切,實質是被支配者永遠最終起決定作用。五是“權力”應用中一定有具體的利益目標,這個利益目標在階級社會中實質是“權力”階級性的突出表現。六是權力所具有的支配能力、支配力量是強制性與非強制性的統一,而非單純的強制力。這樣定義“權力”的本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和現實的依據,也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筆者這里不再詳談。只是從認識論角度談“權力”關系為什么是雙向關系和被支配者在權力運行過程中為什么是決定性作用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領導者的“權力”運行過程實質也是一種實踐過程。實踐是人們能動地改造世界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或者說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過程。群眾是實踐的主體。領導運用“權力”也是實踐過程。實踐從表面過程似乎是實踐者的能動性最終起決定性作用,實質是實踐的主體、客體、規律、條件的客觀物質性最終起決定性作用,實踐的主觀能動性只有正確反映實踐的客觀物質性、規律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和產生積極的成果。同理,領導者在“權力”運行過程中,也只有首先掌握客觀實際和客觀規律性,才能正確發揮“權力”的支配作用。正如毛主席說,領導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的過程,而不只是簡單地“到群眾中去”的單向過程。離開了“從群眾中來”而形成錯誤的路線和決策方案,要求群眾“絕對服從”必然導致錯誤的結果。這已經為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建設的許許多多的客觀事實所證明。同時這種認識論的唯物史觀依據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群眾史觀。領導“權力”運行的過程表面上是領導者等少數人起決定作用,實質是“權力”的所謂被支配者群眾最終起決定性作用。“權力者”要這樣認識,權力的“被支配者”群眾也要這樣認識。群眾在“權力者”面前,不是消極的“絕對服從者”,而是有主體性地正確識別真理與謬誤的“服從者”。凡是正確的路線、政策、方針,就要絕對服從,凡是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加以抵制,而絕對不能盲目服從,否則會給實踐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舉幾個例子:一是1927年秋收起義毛澤東在帶領起義軍攻打長沙失敗后,毛澤東從實際出發,果斷放棄中央關于打長沙的決議,奔赴井岡山建立根據地,趟出一條革命的新路來。二是1929年,毛澤東拒絕中央二月來信。于當年4月給中央寫信,詳細陳述根據地實情。后陳毅輾轉到上海匯報后,中央9月回信。這才有了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顯然毛澤東在與上級領導處理關系時,不是“絕對服從”,而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糾正中央的錯誤決定。這難道不是雙向關系嗎?不是最終改變了中央的錯誤決定嗎?筆者這里特別贊賞周恩來同志。二月來信是他起草的,他一旦發現其錯誤,就能夠認真聽取意見并糾正錯誤。這也是用“權力”的雙向關系原理處理這件事情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古田會議能夠召開,周也是功不可沒。三是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大砍人民公社搞土地承包時,江蘇華西村支部書記吳仁寶和河北周家莊公社黨委書記雷金河從實際出發,沒有服從上級決定,40多年始終堅持集體化道路。實踐證明,他們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

            我們再回到艾芬醫生遭到訓斥一事。市衛健委和醫院領導得知艾芬醫生微信傳遞疫情后,按照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和黨的群眾路線,他們的第一反應應該是找艾芬醫生或其他人調查研究和了解真相,再決定是否行使批評權力。這究竟有多難呀?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不僅首先造成醫院領導“開會都抬不起頭來”,更嚴重的后果就是造成艾醫生的心理創傷,以至于不再繼續敢講真話。導致整個武漢、整個湖北錯誤決策和整體淪陷。艾醫生談到這一點時說:“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么多悲劇了。”這就是要害所在。實際不僅是市衛健委、醫院領導,而且整個武漢黨政領導、湖北黨政領導都犯了違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觀點的錯誤,也是錯誤的單向“權力”觀導致的必然結果。從這個事件的整個過程看,這些大大小小的“權力”行為也已經不是單純的思想路線和觀念的錯誤,而是一種犯罪行為。筆者希望疫情過后,能夠追究這些人的法律責任。

            當二月份真相已經大白時,艾芬醫生多么希望各級領導尤其是醫院領導敢于承認錯誤,說句道歉的話。但她始終沒有聽到,甚至都不敢詢問“權力者”此時的態度。她說:“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李文亮醫生2月7日去世后,武漢市政府發布公告,對李文亮醫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對其堅守一線抗擊疫情表示敬意,對其家人表示誠摯慰問。但公告中卻只字不提“造謠”、“訓誡”一事,更沒有絲毫的承認錯誤和道歉之意。權力者這里怎么都變成冷血動物了呢?為什么明知已經錯了,還不敢給被批者承認錯誤和說聲道歉呢?這還是共產黨人嗎?

            艾芬醫生盡管遭受到權力者如此嚴厲的訓斥極其嚴重的后果。但她并沒有被權力者嚇倒,也沒有在如此嚴重的疫情面前退縮。仍然勇敢地戰斗在抗“疫”第一線,并最大限度組織急診科醫護人員發揮更大作用。這篇訪談錄都談到了。筆者認為,艾芬醫生也是武漢人民中非常偉大的英雄!她最起碼也應該如同張定宇、張繼先同志一樣給與記大功獎勵的榮譽。

            這次抗“疫”戰爭需要我們反思和總結的東西太多太多了。本文只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的視角認識造成如此嚴重后果的思想和理論根源。但愿我們的從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層的大大小小的權力者能夠真正從這次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汲取教訓,真正理解和貫徹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理想和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我們不能把單純的“服從意識”作為衡量共產黨員的標準,我們不需要盲目的奴隸主義的“服從”,而是有頭腦的能夠識別真理與謬誤的主人翁意識的“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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