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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 | 今天,如何思考共產主義可能的未來?

          汪暉 · 2020-03-13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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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一個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么,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

            食物主權按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創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為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開辟勝利前進的道路。十月革命所孕育的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曾經一度昭示著構建消除貧富差距與階級壓迫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可能。

            而隨著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冷戰格局中資本主義一方不戰而勝。“歷史終結論”應運而生,“告別革命”成為時代主潮。

            如今,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如何重估“十月革命”的歷史價值與反思其經驗教訓?

            清華大學汪暉教授為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而作的宏文《十月的預言與危機》中寫道:“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一個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么,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

            作者簡介

            汪暉,清華大學教授,當代中國著名學者,研究領域為思想史和當代思想文化。 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死火重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去政治化的政治》《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別求新聲》《聲之善惡》等。2013年獲意大利帕西奧利獎。

            十月的預言與危機——

            為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100周年而作

            如果說19世紀是由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界定的,那么,20世紀則是由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所界定的。這兩場革命不僅試圖在自己的國家創造一個新社會,而且也將各自的革命道路理解為全世界探索未來的偉大嘗試,從而激發起全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對俄國與中國的贊揚與詛咒、支持與遏制、熱愛與敵視。

            從1917至2017,天地玄黃,在兩場偉大革命的誕生地,革命的面貌早已模糊。1990年代,伴隨蘇東的解體,中國知識領域盛行的是“告別革命”的口號,這是美國版的“歷史終結”命題的亞洲版表述。在俄國以及西方知識界,“十月革命”常常被視為預伏在蘇東解體過程中的“原罪”,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討論已經轉化為社會主義為什么失敗、共產主義為什么不可能的討論。

            1994年11月5日,俄羅斯聯邦總統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亞歷山德羅夫·菲拉托夫就斷言:“從形式上說,1917年10月俄國發生了一次政變,其結果是政權為人數不多但很團結的左翼激進政黨所篡奪……1917年的十月是對俄國社會進行最嚴重的革命破壞的開始。”“由19世紀的偉大改良的俄國向工業化民主社會的逐步轉變過程中斷了。1917年的二月成了國家民主發展路線的終點,二月革命后經過八個月俄國就確立了集權主義的鎮壓體制。”

            在蘇聯解體前,各種反對的和修正的觀點已經復蘇,而在后冷戰的氛圍中,甚至修正的觀點也已過時,盛行一時的是通過“解密檔案”,將早已被批駁的故事重新編造(如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故事),通過西方(如德國《明鏡》周刊)和俄國媒體,廣為流布,不脛而走。

            在這一對于革命的反動大潮中,也存在著一些值得討論的、對于正統敘述進行修正的觀點。例如資深的十月革命專家亞·葉·拉比諾維奇一方面承認革命發生的不可避免性,另一方面認為存在著為十月革命所錯失的其他可能選擇,即“建立多黨制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以蘇維埃為基礎,它必須實現刻不容緩的深刻變革和爭取實現和平。”

            探討1917年另一種可能的結果實際上提出的是兩個相關的問題,一個是具體的歷史判斷,即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關系問題。例如,阿·伊·福明通過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的解讀,重申了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的觀點,即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繼續,但他不是站在布爾什維克死敵的立場,而是站在拯救一個革命傳統的立場,認為“十月革命不是開創人類歷史上共產主義紀元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但有理由認為,十月革命是本世紀最后一次大革命,它鞏固了工業化社會的勝利,有助于確立后工業化社會文明的基礎。”

            《四月提綱》,又稱《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是列寧在1917年4月17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作的報告。《四月提綱》為布爾什維克黨確立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指明了革命發展的前途,提出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

            換句話說,十月革命是一個將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和農民手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一個不同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從經濟的角度說,這一專政就是列寧曾經說過的那個“真正民主革命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一詮釋實際上是用列寧在1905-1907年間形成的對于俄國革命的闡釋否定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對于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重新界定。

            與這一判斷直接相關的,便是重新探討革命的性質:十月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還是“亞細亞式的社會革命”,它所開創的蘇維埃國家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這一問題已經隱伏在有關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關系的討論之中了。早在蘇聯解體前夕,E.T.博羅金就論定:“俄國1917年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完全衰老的亞洲封建主義,同時反對業已發展起來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它的使命是為農民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和在國有制統治基礎上建立社會化生產創造條件。如果我們不理解革命的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進程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觀上可能成為而且已經成為導致確立國家資本主義的使命。”為了將十月革命的使命界定為確立“國家資本主義”,作者從經濟的角度將這一進程解釋為類似于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農民與生產資料的徹底分離,從而完全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讓勞動者(農民與工人)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的各種嘗試。

            普京時代的到來讓種種修正觀點找到了彌合其沖突的契機。十月革命在戰爭中拯救了俄國,曾經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敵人們長期指責的布列斯特和約也因為德國戰敗而被蘇俄政府宣布廢除。十月革命后,即便在流亡的白俄分子中也發生了有關十月革命的爭論,其起因是部分白俄歐亞主義者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在面對西方列強壓力下的一個曲折的、保留自身力量的步驟,從而不能完全否定。十月革命主張的民族自決最終通過聯盟形式,最大程度地保留甚至擴展了沙俄帝國的領土、人口和權力。

            總之,對于現代化論者而言,十月革命為工業化掃清了封建障礙;對于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而言,蘇聯的衛國戰爭為抵抗和粉碎納粹德國的進攻建立了不朽功勛;對于當代歐亞主義者而言,十月革命正是重振俄羅斯帝國的轉折點。十月革命不可能被整體地否定。

            

            

            一個世紀之后,這一革命面對的真正挑戰是對它所創造的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或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否定。這是既不容于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與當代俄國的政治道路大相徑庭的政治模式。

            正是在這一復雜而矛盾的氛圍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曖昧的紀念方式:普京總統于2016年12月19日頒布紀念俄國革命100周年的籌建措施命令,“責成俄國歷史學會組建紀念俄國革命100周年委員會,在一個月期限內籌建班子并提出紀念方案;俄羅斯政府文化部具體負責實施;俄羅斯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機構、社會和學術團體及有關科研、教學人員等參與這個工作。”但同時指出紀念活動不限于十月革命,也包括二月革命;俄羅斯政府文化部部長梅津斯基在籌備會議上說:“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百年前發生的事件,我們絕對不能否定我們的先輩嘗試在世界上建立一個新的公正社會的努力。這不僅僅是改變了俄國歷史發展的道路,也是給全世界各民族發展以巨大影響的決定性事件。”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原所長吳恩遠的解讀,“梅津斯基部長所指由俄國革命建立、并給全世界以巨大影響的‘新的公正社會’,就是指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而不可能是二月革命后短短幾個月存在的臨時政府。這應當看成是俄羅斯官方對十月革命的肯定評價。”

            然而,普京的目標不是為了重申十月革命的政治價值,而是為了實現“白色的”后代與“紅色的”后代的和解,這一“肯定評價”除了在維護俄羅斯的國家統一和社會團結之外,不可避免是曖昧的。

            事實上,普京早在2016年初就對蘇維埃政權于1918年夏天槍殺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及其奴仆,同年對神職人員的鎮壓,以及真偽存疑的列寧致莫洛托夫的信發表過批評看法,并引起了俄羅斯學術界就相關問題而展開的考證與討論。2017年5月25日,普京明確指出:“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00年留給我們的主要歷史教訓就是防止社會的分裂,達成社會的和諧。”為了平息國內外對于紀念1917年革命的疑慮,普京在2015年9月30日、2016年9月3日相繼頒布總統令,簽署“建立受政治迫害遇難者永久紀念碑”的法令,但“在內容中都沒有指出這是‘在俄國歷史什么時期發生的迫害行為’,更重要的是,法令中完全沒有指出誰是加害的‘主體’、誰是被害的‘客體’”。盡管如此,建立紀念碑的政治暗示是清晰的,即紀念1917年革命并不是重新確定俄國的未來方向(向俄國人民表示),也不會違背普遍的“人權原則”(向西方各國,也向俄國的自由派表示)。

            2017年10月30日,普京在政治鎮壓受害者紀念碑“悲傷之墻”落成揭幕式上發表講話,以一種毋庸置疑卻又包含了上述多重省略的方式說:這一天是“我國各民族共同紀念政治清洗受難者的日子”,最后引用索爾仁尼琴夫人娜塔莉婭·德米特里耶夫娜·索爾仁尼琴娜的話結束他的演講:“‘了解,記住,審判,這之后才可能原諒,’我完全贊同這句話。是的,我們及我們的后代應該記住大清洗的悲劇,記住它的根源。但這不意味著清算。不允許再次將社會推向危險的對立境地。現在,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是信任和穩定。只有以此為基礎我們才能解決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俄羅斯,它是我們的唯一。”

            盡管中國和西方的媒體報導將紀念碑“悲傷之墻”的建立視為對于十月革命的審判,但普京的講話沒有提及十月革命,更沒有將大清洗與十月革命直接掛鉤。這兩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仍然值得人們重新探究。這是一個模糊的紀念方式,但其戰略含義卻是清晰的,即在模糊中讓歷史沖突的各方在當代俄國的社會關系中各得其所。

            對于經歷分裂、動蕩、解體和戰爭的社會而言,呼吁社會團結反映了某種社會共識,絕不可以輕率加以嘲弄。但是,對于十月革命,這類曖昧的表述法并不能將其馴服: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俄國,也改變了世界;圍繞這些“改變”而產生的激烈爭辯和斗爭遍及不同區域、不同人群,其中也包括追隨這一革命并堅持革命理念的左翼及其理論上的后代。歷史的巨變,尤其是時代主要矛盾的轉變,改變了各種紀念的調子,但沒有改變的是圍繞這一事件的各不相同的、難以調和的激烈態度。我們不妨結合對于中國革命的總結和思考,回顧那些因時代差異而存在的有關十月革命的不同解釋方式。

            第一種方式源自革命家自身。他們之間的觀點和戰略不同,但分享著共同的斗爭目標,即便不屬于一個國家,也自認屬于同一場運動。他們在革命的現實進程中探尋革命的正確道路和戰略戰術。

            在1917年革命爆發的時刻,即便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爭議和分歧也是尖銳的。例如加米涅夫和《真理報》對二月革命和臨時政府的看法與列寧迥異,普列漢諾夫嘲笑列寧的《四月提綱》是“夢話”。在這場思想爭論中,斯大林也曾短暫地站在列寧立場的對立面,但稍后轉而支持《四月提綱》。十月革命前夕,無論在是否參加全俄民主會議預備會議的問題上(這直接關系應該阻止還是促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轉變),還是在是否進行武裝起義的問題上,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及其領導人(不僅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而且也包括托洛茨基),都曾發表過反對起義的觀點(托洛茨基很快轉向支持武裝起義,并成為這場起義著名的領袖之一),并與列寧發生激烈的沖突。

            這些戰略和戰術的分歧與當代思想中對于革命的指責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在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這是來自同一營壘的策略分歧。1918年,羅莎·盧森堡在尖銳地批評列寧、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和布爾什維克的政策的同時,用這樣的語句為革命辯護:批評不是對奇跡的期待,“因為在一個孤立的、被世界大戰弄得筋疲力竭的、被帝國主義卡住喉嚨的、被國際無產階級出賣了的國家實行一次模范的和完美無缺的無產階級革命,會是一個奇跡。重要的事情在于,把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中本質的東西同非本質的東西、核心同偶然事件區別開來。”

            她一面指責十月革命的嚴重缺陷甚至錯誤,另一面禮贊“無產階級的行動能力,群眾的革命毅力,社會主義本身的取得政權的意志。在這一方面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是第一批給世界無產階級作出榜樣的人,到目前為止他們仍舊是惟一能用胡登的話高喊‘我敢于這樣做了!’的人。”

            就像巴黎公社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盧森堡的眼里,十月革命未經仔細籌劃就突然爆發了,卻如同種子一般包含著屬于未來的本質。

            盧森堡對于革命的批判正是從我稱之為“不成熟的革命所蘊含的本質的未來性”出發的。對于革命者而言,正是有賴于這一內在于現實革命的本質的未來性,革命的困境和革命者的戰略錯誤,才能得到真正的揭示和批判,才不致于將對革命進程的揭露和批判轉換成為對革命的背叛和詛咒。盧森堡對于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從內部的視角打開了重新檢討這場革命的可能性,即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并非無可挑剔,應該打破革命者為了當時的需要而編織的必然性敘述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正由于此,她將更大的篇幅留給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認為他們將在特定條件下(即時代狀況、力量對比、理論準備和戰略策略討論尚未成熟)“被迫采取的行動”當作革命的樣板推薦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

            如果說20世紀的革命者的戰略分歧是以存在著革命進程、存在著持續形成的革命主體為前提的,那么,當代左翼對于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及其原則的重申卻是以“失敗”為起點的。

            這里,所謂“失敗”既不是一種戰略性的退卻,也不是一種策略性的挫敗。“失敗”的最表面形態是作為革命成果的20世紀社會主義體系的解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不復存在,中國、越南和其他仍然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正在卷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失敗”的更深一層含義是革命的進程終止了,推進這一進程并在這一進程中持續形成的革命主體式微了。階級分化持續深化,但在19-20世紀作為革命力量的政治性階級卻無法再形成。在20世紀革命進程中促成了政治性階級誕生的革命先鋒隊已經歷深刻轉型。中國持續的改革、調整和常常超出人們預期的穩定和變化,到底與社會主義歷史有怎樣的關系,潛藏著怎樣的未來,不用說對于國外的觀察家,即便對置身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也都是一道難題。

            對于像阿蘭·巴丟這樣從不諱言與革命傳統聯系的哲學家而言,盧森堡所說的革命的“本質的東西”不再存在于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分析之中,也不再存在于革命者圍繞戰略和戰術而展開的爭執之中,而只能作為一種“共產主義假設”而存在。

            ‘共產主義’首先意味著,自古以來便天經地義的那種安排——作為基礎的勞動從屬階級隸屬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這一階級邏輯——絕非必然;這種階級邏輯是可以被克服的。共產主義設想還認為,有一種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體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將消除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勞動分工。大量財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繼承的轉移方式將被取消。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高壓國家的存在將不再必要: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為基礎的漫長重組過程將注定使這樣的國家逐漸消亡。

            共產主義之所以只能作為“假設”而存在,恰恰是因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試圖實現這一假設的實踐失敗了。“在建構馬克思所說的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一種暫時性國家,向非國家過渡的組織形式,國家的辯證‘消亡’的組織形式——方面,黨卻證明是不得力的。黨-國家結果發展成了一種新形式的權威主義。”

            因此,重申“共產主義假設”是以對失敗的確認為前提的,即承認第二個革命序列(即從1917年十月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結的歷史進程,這是相對于從法國大革命至巴黎公社(1792-1871)的第一序列的時期。第一序列是為共產主義設想劃定位置的場景序列,而第二序列則是將共產主義設想付諸實踐的場景序列)的主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群眾民主、列寧主義、先鋒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有效。“第二個場景序列已然終結,試圖使之重新來過則毫無意義。”

            盧森堡的思考是以革命主體本身的存在為客觀前提,是以“我能說‘我們’,因為我就曾身處其中,并且在某種意義上用蘭波的話說:‘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的感覺為主觀條件的。如果作為政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作為革命先鋒隊的政黨趨于變異、解體或消散,那么,任何從內部視野出發展開價值的和戰略策略的爭論都不再可能。當代世界圍繞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絕大部分爭論——無論以何種名義,形式和內容如何——都是在主體置換的條件下發生的。對十月革命的各種嘲諷和批判聽起來像是對革命時代革命者之間爆發爭論時部分觀點的重複,但這些嘲諷和批判以上述“主體置換”為前提,即當代思潮對革命的批判并不是從盧森堡所謂“本質的和持久的東西”出發的,也從未致力于從這一內在于革命的視野出發展開戰略和策略的辯論。我將這些革命史寫作稱之為“后悔史學”,它們是后革命時代降臨的癥候,是新的主體以后代的名義發出的對于革命的審判。

            這些審判省略的是對資本主義,尤其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矛盾的政治經濟分析,彷佛革命與這些矛盾并無必然關聯,而只是一些革命者在密室中籌畫的結果。正如大部分經歷過20世紀社會主義的國家已經發生、中國正在發生的狀況一樣,“后悔”不僅是徹底背棄的前奏,也是當代世界自我確證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重申“共產主義假設”——即否定當代世界秩序的永恆性和真理性——是必要的。但問題依然是:如何估價作為實踐的共產主義,如何思考作為運動的共產主義的可能的未來?

            沒有人否定20世紀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挫折和悲劇,但這是一個“失敗”嗎?如果不是一個或至少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敗”,那么,如何估價其成就?深入地總結失敗的教訓與重估其成就本來是一致的,但在今天的潮流中,重新估價其成就甚至比承認其失敗更加迫切,也更加困難。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俄之間、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歷史道路和當代命運存在著巨大的差別,我們不可能將他們各自的經驗放置在同一個“失敗”的范疇裡。俄國革命是由歐洲資本主義的總體危機和戰爭所激發的,它所影響和激發的革命發生在各不相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也存在著各自具體的社會目標,革命者和革命隊伍的成熟程度千差萬別,即便是總結“失敗”也離不開對具體進程的分析。政黨問題是關鍵卻不是全部。

            20世紀的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到底給人類歷史帶來了什麼?對于革命前的世界,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又改變了人類生活的哪些方面?除了必須重申的“假設”之外,我們是否可以在真實的革命進程之中,即在布滿成功-失敗、正確-錯誤、必然-偶然的歷史中尋覓未來的種子,或盧森堡所謂革命的“本質的東西”?

            文章來源:本文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1期,限于篇幅此次發表僅選取此篇宏文的第一部分“如何思考革命及其‘失敗’?”

            

            原標題:十月的預言與危機——為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10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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