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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I.羅賓遜 | 特朗普主義與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崛起

          威廉·I.羅賓遜 · 2020-03-16 ·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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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資本主義面臨著深層次危機,既涉及結構層面,即積累過剩的危機,又涉及政治層面,即合法性或霸權的危機,這場危機幾乎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統治的普遍危機。美國的特朗普主義、英國的脫歐以及整個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新法西斯主義獨裁政黨和運動日益增加的影響,都代表著極右翼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反應。

            以美國的特朗普主義為突出代表,世界各地新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的和右翼民粹主義的政黨和運動日益增加的影響引發了一場關于法西斯主義是否再次抬頭的爭論。反對新興的21世紀法西斯主義方案的人常常對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進行描述,然后指出它與新世紀極右翼運動之間的差異。部分問題在于二戰后左翼知識分子和活動家在面對任何威權主義的或右翼的侵犯時虛夸地指責對方是法西斯主義的混亂做法。雖然典型的法西斯主義與新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潮流之間既有相似之處,又有重要區別,但我認為,我們沒有什么合法的社會科學理由來假設新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方案必須按照其20世紀的模式來進行。如果基于歷史的理論分析有助于我們警惕以下危險,即今天極右翼的叛亂可能會發展為徹底的法西斯主義,那么這種分析就成為了防止這種結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斗爭的一部分。

            無論是20世紀的典型形式還是21世紀新法西斯主義的可能變種,法西斯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種特殊回應,例如1930年代的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資本主義正面臨著一場深層次危機,這場危機既涉及棘手的結構層面,即積累過剩的危機,又涉及政治層面,即合法性或霸權的危機,這場深層次危機幾乎正在成為資本主義統治的普遍危機。在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階級特征仍然沒有變化,即它是一種將資本從這場深層次危機中拯救出來的方案,但此時世界資本主義及其危機的具體歷史特征與上個世紀有很大不同。正如我將在下面討論的那樣,世界各地主要資本主義部門的跨國化發生在基于民族國家的政治權威體系的政治框架內,這產生了一系列該體系無法處理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矛盾,從而有助于我們理解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幽靈。

            自2008年以來,我一直在撰寫文章關注21世紀法西斯主義方案的興起,但從未暗示過世界上有些國家此時已陷入法西斯主義。相反,全球資本主義前所未有的危機導致了兩極分化,一方面是叛亂的左翼的、大眾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叛亂的極右翼力量,在其邊緣出現了公開的法西斯主義傾向。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方案正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市民社會中崛起。近年來該方案在贏得國家政權的競爭中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某些情況下它已在資本主義國家站穩腳跟。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并不必然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結果。法西斯主義方案是否最終成型,這完全取決于未來幾年里社會和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如何展開。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和全球警察國家的興起三者之間的聯系。我將強調一點,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是跨國資本、國家中的反動政治力量和市民社會中新法西斯勢力所構成的三角。

            

          一、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全球警察國家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每個重大的危機事件都涉及國家合法性的崩潰、階級斗爭和社會斗爭的升級以及軍事沖突,從而導致體系的重組。重組包括新的制度安排、新的階級關系和新的積累活動,最終導致體系的重新穩定化和新的資本主義擴張。之所以說是結構性危機,是因為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體系重組,結構性危機大約每40—50年就發生一次。新一波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在1870、1880年代解決了有記錄以來的第一次結構性危機。接下來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它通過一種新型的再分配資本主義得以解決,這種資本主義被稱為福特—凱恩斯主義的“階級妥協”、社會民主主義以及新政資本主義等。

            通過走向全球,資本對下一次結構性危機,即1970年代的危機作出回應,為世界資本主義走向全新的跨國階段或全球階段鋪平了道路,該階段的特征是真正的跨國資本的崛起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生產和金融體系的形成。通過走向全球,一個新興的跨國資產階級試圖擺脫民族國家對積累的限制,并改變世界各地的階級和社會力量的相互關系,以便使其對自身有利。1980、1990年代,跨國資本經歷了大規模擴張,包括通過計算機和信息學等新技術進行超級積累,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以及通過動員和剝削全球勞動力的新方式——包括新一輪的大規模原始積累——迫使數億人流離失所。跨國資產階級積累起大量的跨國權力和對全球資源、機構、政治制度、媒體和文化產業的控制。

            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社會兩極分化。根據樂施會的說法,2015年最富有的1%的人就擁有超過一半的世界財富,最富有的20%的人擁有94.5%的世界財富,剩下的80%的人僅僅擁有5.5%的財富。地球上的財富極端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大多數人加速貧困并被剝奪,這意味著跨國資產階級找不到有效的出口來卸載它所積累的巨大盈余。全球經濟中一系列規模較小的波動是2008年全球金融體系崩潰的前奏。作為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大衰退標志著積累過剩的深層結構性危機的爆發,這意味著累積資本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進行再投資的出路。2008年危機后公司利潤大幅增加并接近歷史最高位,同時企業投資下降。伴隨著未投資資本的積累,找到卸載盈余的出路的巨大壓力也日益增大。資本主義集團迫使國家創造新的盈利機會。面對停滯不前,最近幾年新自由主義國家求助于一些相互關聯的機制來維持積累。

            第一種機制是債務驅動型增長。美國一直是全球經濟的“最后市場”,2017年美國的家庭債務幾乎處于戰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自2008年以來,幾乎每個經合組織國家的家庭債務收入比都保持在歷史高位并不斷惡化。同時,作為全球政府債務總額的指標,全球債券市場逐步擴大,現已超過100萬億美元。2017年美國政府債務超過20萬億美元,同年全球債務總額達到驚人的215萬億美元。

            與債務驅動型增長密切相關,第二種機制是通過緊縮、救助、公司補貼和赤字開支重新配置公共財政,政府直接和間接地把財富從勞動人民手中轉給跨國資產階級。為了彌補政府預算赤字,也為了補貼私人積累以保持經濟運行,政府向投資者發行債券。然后,政府必須通過從工人階級當前和未來的工資中提稅的方式,連本帶利地償還這些債券。

            第三種機制是金融投機的升級,擴大生產經濟與“虛擬資本”之間的差距。最近幾十年金融業的放松管制和全球一體化金融體系的建立讓跨國資產階級將數萬億美元卸載到投機中。2017年,世界生產總值或全球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總值約為75萬億美元,單是貨幣投機就達到每天5.3萬億美元,據估計全球衍生品市場達到難以想象的1200萬億美元。

            第四種機制是一直被高估的科技行業中的投資浪潮。現在科技行業處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前沿,推動著整個全球經濟的數字化。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機構投資者,特別是投機性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已經向科技行業投入數十億美元,使它成為未投資資本面對停滯不前時的一個重要的新出路。信息科技行業的投資從1970年代的170億美元躍升至1990年的1750億美元,2000年躍升至4960億美元,2017年末超過7000億美元。雖然數字化可能會刺激增長,作為中間人,某些平臺傾向于在價值的生產和流通循環中進行調解,以撈取大部分價值。科技行業積累的龐大的現金儲備和利潤與其說代表新價值的生產,不如說是數字資本家通過租金所占用的大部分剩余價值。與此同時,我們也為全球經濟主要行業的數據抽取做準備。什么都可以被數字化,幾乎一切東西都越來越數字化。隨著跨國資產階級的成員們試圖通過降低工資來擊敗競爭對手,自動化現在正從工業和金融業擴展到所有服務部門,甚至是快餐業和農業。

            最終,數字化在某種程度上用技術取代勞動力,推動成本接近于零。所有資本主義的矛盾變得更加激烈,利潤率下降,變賣問題更加嚴重。如果國家在勞動力市場不進行重大干預,推動再分配政策,新興的數字經濟就無法解決積累過剩的問題。此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數字化只會進一步破壞各國對跨國流動資本,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實施任何形式的監管的能力,其中跨國金融資本在全球資本中占據著霸權地位。因此,它會加劇國家合法性的問題。結果是導致全球經濟更大的潛在的不穩定性。

            在如何應對這一危機的問題上,跨國精英存在很大分歧。跨國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中有許多人擔心,這一危機會導致無法控制的自下而上的反抗。奢侈珠寶公司卡地亞的老板、億萬富翁約翰·魯珀特(JohannRupert)坦言,一想到窮人中間的社會動蕩,他晚上就睡不著覺。前所未有的全球不平等只能通過更加壓制的、無處不在的社會控制體系來維持。以該體系為中心的對社會控制的政治需要與對持續積累的經濟需要之間存在著一致。跨國資產階級已經在作為積累手段的戰爭、沖突和鎮壓中獲得既得利益。隨著戰爭和國家支持的鎮壓變得越來越私人化,資本主義集團的利益使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氛圍轉向產生和維持社會沖突,例如在中東,或者轉向不斷擴張的戰爭、鎮壓、監視和社會控制體系。

            “全球警察國家”一詞是指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的發展。第一是越來越無處不在的大眾社會控制、鎮壓和戰爭的系統,這是統治集團為了遏止全球工人階級和過剩人口現實的和潛在的反叛所推動形成的。第二是全球經濟本身如何越來越多地以戰爭、社會控制和鎮壓系統的開發和采用為基礎,這些只是資本面對停滯不前時獲利并實現繼續積累的手段,我稱之為軍事化積累,或通過鎮壓的積累。第三是正日益形成如下這種政治體制,它可以被描述為21世紀法西斯主義,或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被描述為極權主義。

            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是建設全球警察國家的一個轉折點。美國利用這次襲擊擴大了全球經濟的軍事化,它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國家通過了嚴厲的“反恐”安全立法,增加了軍事(“防御”)開支。1998年至2011年期間,五角大樓的預算實際增長了91%,而軍工業的利潤將近翻了兩番。從2006年到2015年,全球范圍內的總防御支出(軍事、情報機構以及國土安全/防御)增長了50%,從1.4萬億美元增加到2.03萬億美元。對毒品和恐怖主義的虛假戰爭,對移民、難民、犯罪團伙(以及貧窮的、黑皮膚的、工人階級的青年)不宣而戰的戰爭,邊界墻和移民拘留中心的建設,監獄—工業綜合體的擴散,遣送回國制度,以及警察、軍隊和其他安全機構的擴張——所有這些都是國家組織的主要盈利來源。

            軍事化積累的線路或者緊跟在軍事力量的后面,或者通過國家把社會控制和戰爭的生產和實施外包給跨國公司資本,強制性地為全世界的資本積累打開了機會。因此,世界各地沖突的產生以及對社會運動和弱勢群體的鎮壓成為一種超出政治目標的積累戰略。隨著軍費開支的衍生效應流經全球經濟的開放脈絡,即全球生產、服務和金融系統的一體化網絡結構,區分全球戰爭經濟的軍事層面與非軍事層面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一點上,對全球警察國家至關重要的是開發與數字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新技術。這些新技術徹底改變了新世紀的戰爭、社會控制以及國家和私人暴力的形式,包括這些技術的軍事應用和私人積累與國家軍事化的進一步融合。

            因此,數字化使得全球警察國家的建立成為可能。跨國資產階級及其支配的國家機器試圖既解決積累過剩的經濟危機,又成功應對這場危機帶來的政治局面,即全球反叛的蔓延及其推翻現有體系的可能性。隨著數字化導致資本集中、加劇兩極分化、擴大剩余勞動力的隊伍,面對現實的和潛在的抵抗,統治群體求助于將新技術應用于大眾社會控制和鎮壓。通過更先進的數字化,包括允許跟蹤和控制每一個動作的全球電子監視,建立戰爭、社會控制和鎮壓的新系統成為可能。現在這些系統將沖突的戰場從活躍的戰爭地區擴大到世界各地軍事化的城市和農村地區。這些與空間重組結合在一起,后者為對邊緣群體進行空間遏制與控制的新形式帶來了可能。這些導致了針對反叛共同體,特別是受壓迫的種族、受迫害的族群、宗教少數群體、移民、難民以及其他弱勢共同體的長期的低強度戰爭。

            全球經濟越依賴軍事化和沖突,戰爭的驅動力就越大,使人類面臨的風險就越高。在當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有一種內置的戰爭驅動力。歷史上,戰爭已經將資本主義制度從危機中解救出來,同時也有助于轉移人們對政治緊張和合法性問題的注意力。現在這種戰爭驅動力正在與通過數字化實現的新一輪世界資本主義重組相結合,而這種結合是致命的。隨著私人積累與國家軍事化相融合,硅谷和華爾街的命運與戰爭和鎮壓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全球警察國家與21世紀法西斯主義交織在一起。全球警察國家產生出有利于法西斯主義方案抬頭的條件。上面所指出的維護全球治安的三個方面形成了一個統一體;反過來,對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分析必須通過與全球警察國家的對比來進行。

            

          二、20世紀法西斯主義和21世紀法西斯主義

           

            美國的特朗普主義,英國的脫歐,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Bolsonaroaro),整個歐洲(包括波蘭、德國、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荷蘭、英國、丹麥、法國、比利時和希臘)和世界其他國家(例如以色列、土耳其、菲律賓、巴西和印度)新法西斯主義獨裁政黨日益增強的影響力,這些代表著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極右回應。它們是資本主義統治總危機的癥狀。資本主義的深層次危機涉及主、客觀兩個維度。任何一個國家的特殊條件總是與全球系統中更一般的條件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條件是指真正一體化的全球經濟和全球社會的興起,以及新的全球資本主義深層的結構危機和文化危機。連同國家合法性的危機和資本主義霸權的危機,積累過剩和導致停滯的結構變得惡化。

            在這里,我們必須求助于葛蘭西,對他來說,霸權是指一種社會統治的特殊關系,其中從屬群體將他們的“積極同意”出借給統治制度。霸權方案不僅包含統治,而且包含基于一系列階級聯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導。這種霸權必須不斷被重建,因為霸權或雙方同意的統治的可能性既取決于意識形態基礎,也取決于物質基礎。因此,霸權需要物質基礎或物質條件、制度和與之相伴隨的規范,為從屬群體中足夠多的人的社會再生產留有余地。如果沒有發展出多種合法化機制并建立社會基礎(這種社會基礎是一致同意的整合與強制性的排斥兩者的結合,即通過對某些人進行物質獎勵進行整合,對系統不愿意或不能吸納的其他人進行排斥),那么任何可能的統治階級都不能行使霸權。

            除此之外,對于葛蘭西來說,如果一個階級或階級的小部分能夠把自身的利益呈現為普遍的利益,并且“就統治群體的利益占優勢而言,它只需在一定程度上將其呈現為普遍的利益,即不至于是狹隘的公司經濟利益”,它就實現了霸權。如我在其他地方詳細討論的那樣,1980、1990年代新興的跨國精英開始建設全球資本主義歷史集團。歷史集團是一個社會整體,包括統治階層和統治集團之外的社會基礎,其中一個群體實施領導權,并通過被吸引到集團的人的同意強制執行其方案。為了成功建立一個歷史集團,統治集團必須能夠將其階級方案呈現為仿佛符合普遍利益一樣,并得到通過物質獎勵和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共同作用被帶入歷史集團的人的積極支持,從而實現葛蘭西所說的擴展性霸權。

            隨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和“別無選擇”綜合癥似乎成為“常態”,1990年代一度出現了跨國精英能夠建立起這個歷史集團的時候。但是,鞏固這個歷史集團的努力被證明歸于失敗。跨國資產階級已經轉向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的企業利益,不受國家監管的限制,似乎也不受自上而下的大眾壓力的影響。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具有掠奪性,成為名副其實的黑幫資本主義,它甚至不再假裝自己代表“普遍利益”,更不用說為確保自身霸權而保證全球工人階級的社會再生產。在這些條件下,強制支配和暴力排斥似乎優先于一致同意的吸納。在世紀之交,反霸權力量開始逐漸發展成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追求全球正義的跨國運動,隨之而來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全球反叛。

            葛蘭西寫道,當政治權威或霸權的危機找不到統一的解決方案時,這意味著存在一種靜態均衡(其要素可能完全不同,但其中的決定因素是進步力量的不成熟)。“這意味著,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沒有哪個團體擁有取得勝利的力量,即使保守派也需要一位主宰者。”葛蘭西指出,在這些時刻,“危機創造出短期看來很危險的局勢,因為各階層不是都能同等迅速地定位自己,或都能以相同的節奏進行重組”。葛蘭西的分析在識別當前的形勢方面走得很遠,即對危機的左翼的/進步的回應與極右的回應之間的政治分化(以及“進步力量的不成熟”)這一形勢;然而,他是在聯系1920、1930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而寫下上述這些話的。

            那么,21世紀法西斯主義與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有共同點嗎?區別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涉及反動政治權力與國家資本的融合。在世紀之交的帝國主義征服中,德國在一戰中失敗,德國和意大利的國家資本無法勝過其他歐洲大國的國家資本,這部分導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21世紀法西斯主義涉及跨國資本與反動的、壓制性的政治權力的融合,其中政治權力體現了跨國資本的獨裁。

            此外,1930年代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上臺執政的法西斯主義政黨和在歐洲許多國家、美國和一些南美國家沒有成功贏得權力的法西斯主義政黨,它們都把粉碎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基本目標。但是,在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左翼的、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現在處于歷史的薄弱時刻。在這種情況下,21世紀法西斯主義似乎通過全球警察國家的擴張先發制人地打擊了工人階級和阻礙了大眾抵抗的擴散。第四次工業革命承諾提升過剩人口的地位,也給跨國資產階級施加了更大的競爭壓力,從而增加了跨國資產階級對全球工人階級施加更具壓迫性、專制性的勞動紀律的需求。

            此外,全球警察國家最重要的目標是強制性地排除過剩人口。通過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的重組大大提升了剩余勞動力人口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產生剩余勞動力的過程加速了。空間重組幫助跨國資本打破有組織勞動的領土約束,基于碎片化、彈性化和低廉勞動力推行新的勞資關系。危機為資本提供了加速迫使更少的工人產生更大生產力的機會。這些發展,再加上新一輪大規模的原始積累和數億人被迫背井離鄉,已經產生了一支新的全球剩余勞動力大軍,它遠遠超出了馬克思所討論的傳統勞動力后備軍的范圍。

            全球資本主義沒有直接作用于過剩人口。但是,它間接地到處壓低工資,并使得建立21世紀新的奴隸制成為可能。過剩人口不能消費,因而沒有為跨國資本提供重要市場。統治集團面臨著如何遏制過剩人口現實的和潛在的反叛這一挑戰。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達到其外延式擴張的極限,新的空間必將被暴力地撬開,這些空間里的人民必定受到全球警察國家的鎮壓。強制排斥的機制包括大規模監禁和監獄—工業綜合體的擴展、無處不在的警務人員、反移民立法和驅逐出境制度以及用新的方式操縱空間,以便住宅小區和貧民區受到以下機制的控制,包括私人保安部隊、技術先進的監控系統、無處不在且通常屬于準軍事化的警務、“非致命”的人群控制方法、文化產業的動員以及將全球資本主義的受害者非人化為危險的、墮落的和文化上頹廢的群體的國家意識形態機構。各國放棄在過剩人口中確保其合法性的努力,轉而把窮人和一無所有的人當罪犯對待,在某些情況下帶有種族滅絕的傾向。

            但是,這些機制也包括針對被封鎖在外面的人的引誘和被動的意識形態運動。通過對智力生產手段、大眾傳媒、教育系統和文化產業的控制,跨國資本實現政治統治這一新發現的能力允許它更加深刻、徹底地滲透到文化和共同體領域,實際上是滲透到生活世界本身。企業的營銷策略通過操縱欲望和性欲實現去政治化,引導被排除者的不滿和受挫的愿望,使他們陷入小額消費,遁入幻想,而不是通過集體動員向體系提出政治要求。

            在這方面,我注意到,通過控制媒體與圖像和符號的傳播,政治和意識形態統治在這個數字時代增強的作用將使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任何方案變得更加復雜,加上新的全景監控和社會控制技術的共同使用,這種法西斯主義方案可能會更多地依賴于選擇性的而不是全面的鎮壓,除非自下而上的反抗實際地威脅到了跨國資產階級的統治。這些新的社會控制方式和意識形態統治模糊了界限,以至于一種憲法準許的、正常化的新法西斯主義(存在正式的代表機構、憲法、政黨和選舉)有可能得以存在,同時政治制度受到跨國資本及其代表的嚴格控制,任何實際威脅到體系的異議被抵消,如果沒有被消滅的話。如果全球警察國家和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沖動不被遏止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憲政秩序的“萎縮”,而不是破裂。

            

          三、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

           

            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扎根,當時中產階級和代表相當一部分人口的小資產階級正在面臨地位不穩和向下流動進入無產階級行列的威脅。法西斯主義運動為統治集團提供了戰勝大眾工人階級政黨而成功贏得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忠誠的能力,雖然這些運動確實也在招募工人階級力量。這些階層被視為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核心社會基礎,即國家資產階級手中試圖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工具。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是擁有自己謀生手段、因而不必把勞動力出售給資本的階層;他們中間有小店主、生意人、獨立的手藝人、專業人士、家庭農場主和其他小商品生產者。隨著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全球化時代無產階級化的加速,這些階層規模被壓縮,而只是世界資本主義核心的很小的一部分。雖然在評估目前的政治進程時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仍然很重要,但是這個階級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為21世紀法西斯主義取得勝利提供可行的社會基礎。

            今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中工人階級的某些小群體發揮著這個作用。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方案尋求在全球工人階級特權群體中組織其群眾基礎,例如北方世界的白人工人和南方世界的城市中間層,他們正在經歷高度的不安全并面臨向下流動和社會經濟不穩定的威脅。與其20世紀的前身一樣,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方案依賴于一種社會心理機制,將發生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時大眾的恐懼和焦慮引向充當替罪羊的共同體,例如美國和歐洲的移民工人、穆斯林和難民,南非的非洲南部移民,印度的穆斯林和低等種姓,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或者巴西膚色更深、極度貧困的人口。極右勢力通過各種手段來實施這種方案,例如仇外的話語曲目,將涉及種族/文化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神秘化,將過去理想化和神話化,千禧年主義,將戰爭、社會暴力和統治以及對最弱勢的人的蔑視而不是同情正常化、甚至美化的軍國主義的男性主義文化。這種新法西斯主義倡議的關鍵是避免或逆轉向下流動和社會不穩定、重新向人們承諾某種穩定和安全感。

            當然,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話語曲目與20世紀典型的法西斯主義有著許多共同特征,包括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所描述的“對傳統的崇拜”、“對多樣性的恐懼”、受圍心態、被剝奪明確社會身份的被剝奪感、“選擇性民粹主義”和奧威爾式的“新話”。但是,正如我所強調的,這些話語的、情感的因素發生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處于世界資本主義獨特的歷史時刻。關于極端男性化,雖然這里不是充分討論它的地方,但是,一般意義上對女性的詆毀是特朗普(和菲律賓杜特爾特)的鐵桿支持者所贊成的觀點。這種現象是恐懼社會經濟失勢在性別領域的表現。關于蔑視而不是同情弱勢群體的問題,看看特朗普關于貧窮國家是“骯臟國家”這一臭名昭著的評論以及他對一名殘疾記者的嘲笑等等。我們無需作出過多的分析,就可以將這種蔑視的公開展示與以下過程聯系起來,即針對這些弱勢群體的侵略和鎮壓政策在構成新法西主義方案的社會基礎的人的常識性意識中實現了其話語或社會心理的合法化。

            復蘇國家的意識形態、民族/種族的純潔性與作為20世紀法西斯主義的特征的英雄主義的神秘感有著很大的重疊(盡管就特朗普的特殊情況而言,后者類似于他對自我的極端自戀的神秘感)。與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一樣,21世紀法西斯主義是反動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劇毒混合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主張,民族是一個“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其中“民族總是被視為一種深厚的橫向同志關系”,盡管實際上存在著不平等和剝削。與此相結合,亞歷克斯·卡林尼科斯(AlexCallinicos)認為,種族主義為來自占主導地位的種族或族裔群體的工人提供了解決現實矛盾的想象中的方案,認識到苦難和壓迫的存在,即使它的解決方案是虛假的。此時正在崛起的新法西斯主義方案恰好提供了這種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混合物,試圖將因資本主義全球化而遭受經濟社會不穩定的工人階級中較富裕的群體組織起來。與這種方案相關的政黨和運動提出了種族主義的話語,它們沒有主流政治家的話語那么隱晦,而是更加直接,特別是把受種族壓迫的人、族群或宗教少數群體、移民和難民作為替罪羊。

            至關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下一點,惡化的社會經濟條件不會自動導致種族主義的強烈反應。從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對這些條件作出的解釋必須由政治代理人和國家專門機構來調整進行。例如,特朗普主義就代表這樣一種調整。從這一點來看,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特朗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吸引了同樣的社會基礎,即不滿的工人,一個是對危機進行左的解釋,另一個是對危機進行極右翼民粹主義的、公開的種族主義解釋,從這一事實可以洞悉很多東西。雖然目前極右傾向的法西斯主義的后果并非不可避免,但是當前種族主義的動員越是變得根深蒂固,這種后果的危險就越大。

            在美國,極右翼的新法西斯主義者正企圖重構白人種族主義的歷史集團,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個歷史集團從內戰后的重建結束到20世紀末一直占絕對優勢,但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導致其變得不穩定。通過使穆斯林、移民和其他弱勢群體成為替罪羊,在遭受危機的工人階級中招募先前所提及的特權群體,就這一點而言,歐洲極右翼的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正在采取與特朗普非常相似的道路。與特朗普相似,他們承諾為這些群體穩定局勢。“國家”認同成為針對替罪羊的種族主義動員的替身。然而,國家復蘇的話語與資本的跨國整合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生產、金融體系尖銳對立,主要資本主義集團和國家精英的階級利益和地位利益有賴于這一體系。這里,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方案之間要做出一個關鍵的區別。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出現在民族國家資本主義的鼎盛時期,它確實通過社團主義的安排給一部分工人階級提供了一些物質利益——就業和社會工資,即使當它對優選群體以外的人發動種族滅絕時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美國或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可能提供這樣的好處,以至于現在“法西斯主義的工資”似乎完全是心理上的。在這個方面,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依賴于非理性——一種提供安全、恢復情緒的而非理性的穩定的承諾。這是一個不區分、也不需要區分真相與謊言的方案。例如,特朗普政權公開宣揚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與其實際政策沒有關系。在其執政的第一年,特朗普經濟學包括放松管制——實際上是粉碎監管型國家,削減社會支出,摒棄福利國家尚存的東西,私有化,減免企業和富人的稅收以及擴大對資本的國家補貼。簡言之,它是一種吃了興奮劑的新自由主義。

            許多評論家都沒有注意到這種區別。當時德國的壟斷資本家既求助于納粹分子粉碎強大的工會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也求助于納粹國家開辟巨大的新的積累機會,包括領土擴張、與來自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集團展開競爭。與德國國家資本和法西斯主義國家的這種融合明顯不同,特朗普主義一直在美國境內(和世界各地)為跨國資本尋求巨大的新的盈利機會。特朗普政府呼吁來自世界各地的跨國投資者在美國投資,誘之以累進稅制改革、前所未有的放松管制以及一些限制性的關稅壁壘,這些壁壘有利于來自世界任何地方的資本集團在它們的保護下開展業務。在2018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特朗普宣稱:“美國對商界開放……現在是將您的業務、就業機會和投資帶到美國的大好時機。”

            

          四、法西斯主義和擴展國家

           

            20世紀和21世紀的法西斯主義的必要條件是法西斯主義運動在市民社會的蔓延及其與國家中反動政治權力在某個時刻的融合。讓我們回顧一下,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一個統一體;沒有兩者之間的一致,就沒有穩定的或霸權的方案。在法西斯接管國家的前夕,葛蘭西觀察到:“今天,意大利有兩個壓制的懲罰性機構,即法西斯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簡單的功利計算誘導我們期望領導階級在某個時刻將這兩個機構結合起來。”葛蘭西把社會過程的發生地點稱為擴展國家,它由政治社會或國家本身外加市民社會組成。事實上,在國家機構與社會形態其他機構之間沒有明確界限;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界限是人為的概念界限。

            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區別與統一讓我們能夠區分右翼威權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比爾·弗雷徹(BillFletcher)認為,“威權主義的增長與法西斯主義不是同一碼事”,特朗普主義和其他新興的極右政權應該被描述為“威權國家主義”。一方面,正因為它們不一樣,我們必須把兩者區分開來。威權主義是指把通過擴大國家的鎮壓機器來統治作為目的,其中鎮壓機器試圖通過對市民社會中自下而上的民眾動員進行法律的和法外的鎮壓來關閉空間。這種威權主義最典型的代表也許出現在了拉丁美洲,最近極右翼主導的威權主義政權卷土重來,從2009年洪都拉斯的政變開始,隨后是2018年10月推動國家走向公開法西斯主義的巴西大選,以及整個地區鎮壓的升級、極右翼政黨和商業團體的動員。該地區這種極右轉向的核心是種族主義的、專制的和軍國主義的緊縮政策,以鞏固和擴大跨國公司的力量。在墨西哥和阿根廷,憲法已經被修改,允許武裝部隊履行警察的職能;在美國,2007年至2014年間特種作戰部隊的訓練任務增加了兩倍。2017年,私營軍事和安保公司大約雇用了240萬人,并經常與國家力量合作鎮壓社會運動。

            拉丁美洲正在成為國家暴力和私人暴力的熔爐,為了鎮壓政治反叛、使拉丁美洲向進一步的企業掠奪開放,兩者融合在一起,這是全球警察國家的象征。豪爾赫·伯恩斯坦(JorgeBeinstein)指出:“目前的獨裁政權呈現出一種尊重憲法規則的公民形象,舉行具有政黨參與和其他民主政權特征的定期選舉。政治犯幾乎總是被帶到法官面前,這些法官給出任意判決,表面上卻具有合法性;企業媒體從不報道暗殺反對派的情況;國家對不同政見的壓制往往與警察針對窮人、民眾抗議和常見違法者的暴力行為混在一起。”然而,這里是壓制的威權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關鍵區別:在拉丁美洲,可能的例外是巴西和哥倫比亞,我們沒有像在美國、歐洲或印度那樣看到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和意識形態在整個市民社會的蔓延。簡而言之,該地區正在被卷入全球警察國家,但在某種程度上更適合被視為右翼威權主義,而不是新法西斯主義。

            由于混淆了威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我們失去了區分兩者的能力。此外,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全球警察國家顯然不是“國家主義”。它的全部主旨是取消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將資本從國家控制中解放出來。國家淪為控制自下而上的大眾力量的鎮壓機器和為跨國積累開辟機會的工具,包括軍事化積累和壓制的積累的機會。在這一點上,21世紀法西斯主義和全球警察國家涉及三個方面,一個是市民社會中的極右翼力量、威權主義力量和新法西斯主義力量,一個是國家中的反動政治權力,一個是跨國公司資本(尤其是投機性金融資本)、軍事—工業—安全綜合體和采掘業。這三個方面反過來又依賴于高科技或數字資本并與之交織在一起。采掘和能源復合體必須驅逐其他共同體,并占用其資源,這使得他們最容易支持、甚至推進壓制的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安排。軍事—工業—安全綜合體中的資本積累依賴于永無止境的戰爭和鎮壓制度。金融積累要求采取更嚴厲的緊縮政策,這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難通過一致同意的機制來實施。

            在美國這三個資本部門如何與國家力量和準軍事力量聚在一起,這一點在2016年針對土著活動家及其盟友的軍事化反叛亂行動中得到充分證明,這些活動家及其盟友正在和平抗議在靠近北達科他州立巖蘇族保留地的土地上修建輸油管道。該項目由包括富國銀行和美國銀行在內的銀行財團提供資金,財富500強中的私人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建設管道,能量傳輸合伙公司(EnergyTransferPartners)雇用了一個名為老虎與天鵝(TigerSwan)的雇傭兵安全公司,該公司最初是美國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在中東戰爭中的承包商。老虎與天鵝公司被指控與能量傳輸合伙公司、地方執法機構、州執法機構和聯邦執法機構(包括國民警衛隊)一起合作組織了針對抗議者的反叛亂行動。在把反對管道建設的抗議者稱為“圣戰戰士”、把抗議區域稱為“戰場”時,老虎與天鵝公司稱:“戰場上聲勢浩大的情報準備以及情報人員與安全人員之間的積極協調現在是一種打敗管道叛亂者的有效方法。”公—私反叛亂機器釋放的“不太致命的”武器包括橡皮子彈、豆袋彈丸、激光雷達聲音裝置、水炮、攻擊犬、捕食者無人機、元數據成像、反間諜和心理戰行動。雖然立巖族受到的考驗是關于全球警察國家準軍事化研究中的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案例,但現在世界各地針對社會正義運動而采取的類似行動很常見。

            關于典型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和當前的討論都強調國家的軍事擴張主義。我們確實看到了不斷升級的軍事化,包括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軍隊的自治性和權力日益增強。但是,我認為,在討論當前全球的軍事化時,全球警察國家這一概念更具分析力,更強大。作為統一體的全球秩序越來越具有壓制性和威權主義的性質,在特定的國家和地區歷史、社會力量和階級力量、政治條件和力量聯合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特殊的民族國家和國家政體的特殊形式,包括21世紀法西斯主義。然而,在美國和以色列這樣的國家中城市、政治和文化的軍事化,新法西斯運動在北美和歐洲的蔓延,獨裁政權在土耳其、菲律賓和洪都拉斯的崛起,這些都與這些國家卷入全球戰爭網絡、軍事化的跨國積累或全球戰爭經濟不可分割。

            

          五、特朗普主義與21世紀法西斯主義

           

            讓我們重申一下,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是一個統一體;沒有兩者之間的對應,就沒有穩定的或霸權的方案。在美國,新法西斯主義的叛亂可以被追溯到極右翼的動員,這一動員始于1960、1970年代群眾斗爭帶來的霸權危機,特別是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的解放斗爭、第三世界人民的其他激進運動、女權主義者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反戰運動、反文化運動和激進工人階級的斗爭。自世紀之交以來,通過右翼共和黨的推動,法西斯主義運動在市民社會和政治體系中迅速擴大。

            特朗普被證明是一個能夠激發和鼓舞不同的新法西斯主義力量的魅力人物,從白人至上主義者、白人民族主義者、民兵組織、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到誓言守護者、愛國者運動、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反移民義務警隊。受特朗普皇帝般的虛張聲勢、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論以及公開的種族主義話語的鼓舞,部分基于煽動反移民、反穆斯林、反黑人和仇外的情緒,隨著他們在特朗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立足,他們開始以幾十年未見的力度相互影響。準軍事組織在許多這樣的組織中蔓延,并與國家鎮壓機構重疊。例如,在俄勒岡州,共和黨利用武裝的右翼民兵組織為其公開活動提供安全保障。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公布,2017年有954個仇恨群體,689個“極端反政府團體”,一年前只有917個仇恨群體。該中心指出“民兵運動是更大的反政府部門的一部分,自2015年誓言守護者動員激進分子來保護密蘇里州弗格森大部分的白人企業時,選舉后自由城市中一系列的抗議活動使民兵運動第一次以重要的方式將自己置于美國都市的聚光燈下。”

            然而,特朗普主義只是對壓制性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極右翼議程的一種戲劇性的強化,而不是背離,壓制性資本主義全球化可以追溯到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的出現。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歷史集團的短暫失敗,特朗普主義和極右翼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其他應對方案現在正在尋求實現政治力量的新平衡。我們可能會看到君主政治的出現,如葛蘭西所討論的,其中一個魅力人物在社會政治力量的平衡中或在霸權崩潰的關頭介入解決不穩定的僵局。葛蘭西注意到,可以在沒有凱撒、沒有任何偉大的“英雄”代表人物、沒有直接的大規模鎮壓的情況下出現君主政治式的解決方案。相反,它可能涉及更專制的議會政府形式,這種形式還可能進一步涉及憲法秩序的惡化。

            特朗普主義和其他類似運動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不穩定的條件下重建國家合法性的充滿矛盾的嘗試。民族國家面臨著促進領土上的跨國資本積累的需要與獲得政治合法性的需要之間的矛盾。結果是,世界各國都在經歷螺旋式的合法性危機,這產生了一種令人困惑的、看似矛盾的危機管理政治。這種自相矛盾的危機管理也有助于解釋極右翼的新法西斯主義勢力的復蘇,這些勢力支持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話語,即使當它們提倡新自由主義的時候。特朗普主義以及歐洲和其他地方的類似運動不是跨國資產階級新興獨裁的偏離,而是其化身。在美國,跨國資產階級對特朗普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表示滿意,但對他類似小丑的傲慢行為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傾向意見不一。用普魯士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話來說,“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方式的延伸”,特朗普主義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極右翼運動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通過其他方式,即不斷擴大的全球警察國家和新法西斯主義的動員所實現的延伸。

            盡管使用了民族主義的話語,但特朗普政權并不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他本人是跨國資產階級的一員),實際上支持打了興奮劑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和“通過其他方式的全球化”,包括強化美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面對停滯和積累過剩時國家在補貼跨國資本積累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沒有任何政策根據,它幾乎完全是象征性的。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巴迪歐所稱呼的那樣,在這些條件下這樣的“符號資本”對于再造跨國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的物質統治是必要的。在大眾和工人階級、更多以國家為導向的精英階層以及右翼民粹主義者中確實存在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傾向,2016年的脫歐公投以及呼吁退出全球化進程的整個歐洲范圍內的右翼民粹主義運動證明了這一點。這些發展突出體現了面對其自身導致的爆炸性矛盾和廣泛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具有的高度沖突性和進一步全球化的不確定性。

            例如,當2018年3月特朗普真的對進口鋼材和鋁合金征收關稅,幾個月后又進一步提高關稅時,他遭到美國大部分跨國資產階級和政治精英的反對,包括大部分共和黨人,甚至包括依賴廉價進口鋼材生產鋼材中間產品和成品的鋼鐵行業。事實上,極右翼的億萬富翁科赫兄弟花費了數百萬美元發起運動來反對關稅。相反,對關稅的支持主要來自工會中的官僚;特朗普的轉變確實是為了安撫支持他的不安分的工人階級。回想一下他的前任,從克林頓到布什再到奧巴馬,所有人都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在各自任期內的某個時刻都征收關稅。更一般地說,正在進行中的全球警察國家的發展趨勢、新法西斯主義的動員和自相矛盾的危機管理早在特朗普主義之前就已經很明顯,更不用說特朗普在五角大樓、國土安全機構以及全球警察國家中的企業投資者中間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之后。盡管在國家安全機構內同樣存在內訌和分歧,但這不是特朗普政府所獨有的。

            在這個全球資本主義時代,21世紀法西斯主義不能被理解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方案。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最近關于新法西斯主義的討論就是用這樣的術語來描述它,并強調民族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內在特征。然而,正如我上面所強調的,與20世紀相對照,目前極右翼群體中間的民族主義話語完全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為尋求掌控國家的極右翼勢力的方案(例如特朗普主義和其他方案)絕不是國家層面的,而是全球性的,盡管這是在出現危機和霸權破裂的情況下而言的。市民社會中的新法西斯主義團體,如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者,可能會推動向內的國家方案,但這些市民社會團體本身并不等同于作為一個體系的法西斯主義。正如我已經討論過的那樣,法西斯主義要出現,這些群體必須與資本和國家融合;但是跨國資產階級對經濟民族主義毫無興趣。

            

          六、結論:在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中超越認同政治

           

            以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基礎,跨國資產階級在結構上被描述為與國家市場和積累線路是不同的,在這個意義上其成員在推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與當地的、國家的和地區的資本展開競爭方面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和前景。在這個共同的階級基礎之上,跨國資產階級從來不是一個內部統一或政治統一的群體。跨國精英中的改革派擔心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呼吁采取溫和的再分配措施和對全球金融體系的跨國監管。他們表達了對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擔憂。然而,隨著危機加劇,這些改革派似乎正在退卻。隨著全球資本主義歷史集團的瓦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和內訌正在升級,這些分裂可能為從屬階級在反法西斯斗爭中建立政治聯盟提供機會。

            在我看來,對全球警察國家和21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反擊要取得成功,我們需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但是,任何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聯盟的戰略都必須重視對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危機進行清晰而敏銳的分析,由大眾和工人階級力量來領導反擊。這與自由派和改革派政治精英的問題有關,到目前為止大眾和工人階級反對對危機作出更具極右色彩的反應。應該說,精英改良主義的失敗和跨國精英不愿挑戰全球資本的掠奪和貪婪,這些為極右翼的危機反應開辟了道路。

            為什么左翼對危機的反應相對于極右翼對危機的反應顯得如此微弱,關于這一點展開過更廣泛的討論,在這里我無法進一步探討。在我看來,重要的是,近幾十年來,作為跨國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一直掌權的政治階級不僅走向了破產,而且正在推動政治向著極右轉向。隨著企業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逐漸擁抱“多元文化主義”和“多樣性”,他們的戰略旨在通過收編政治使社會正義要求和反資本主義的改造變得無效。這個策略已經使工人階級和大眾的話語以及反資本主義的話語黯然失色。它幫助破壞正在進行的自下而上的反叛,幫助推動白人工人認同白人民族主義的“身份”,并幫助新法西斯主義的右翼在政治上組織起來。

            那學術界對此如何應對?任何反霸權的行動都需要有機知識分子的參與,他們致力于挑戰全球資本力量的解放方案。20世紀后期很多西方知識精英轉向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為一個存在“差異”的、不斷碎片化、產生了新的身份政治的世界而歡呼。在身份政治中,資本主義變成只是眾多壓迫體系中的“又一個”而已。這種后現代的身份政治不應該與反對不同群體面對的特殊的剝削和壓迫形式的斗爭混淆在一起。族群壓迫、種族壓迫、性別壓迫和性壓迫不是與資本主義不相干,而是資本主義的組成部分。不從這些壓迫形式中解放出來,就沒有普遍的解放。同樣,所有特殊的壓迫形式都建立在更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基礎上,這種秩序不斷地再生產這些壓迫。雖然任何統一戰線都把典型法西斯主義的右翼作為反擊目標,但是,在自由主義精英及其知識分子的霸權下,我們不能戰勝其右翼,因為這些精英對激進的資本主義批判持堅決否定的態度。

            后現代敘事和認同政治離間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整個年輕一代,使他們不再認同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刻我們迫切需要這種批判。認同政治能夠渴望的最好的東西是象征性的辯護、多樣性(通常意味著統治集團中的多樣性)、消除主流社會機構中的歧視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內部的平等參與和代表。跨國精英都非常愿意擁抱這樣的“多樣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作為一種被證明有效的戰略,它將群眾斗爭引入毫無威脅的包容要求,如果不是直接收編的話。為了不誤解這一點,正如我以及上面引用的其他人所理解的那樣,認同政治起源于來自上面的統治群體馴服來自下面的激進運動并從被壓迫的共同體中收編新晉精英的措施。然而,那些共同體無法被控制,到處都在爆發重大反叛。為了超越碎片化斗爭的多樣性和自發性,避免滑向全球警察國家,并建立起工人階級對這種抵抗運動的領導權,我們必須提出一種重新恢復活力的針對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危機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來作為工人階級解放政治的指導,這種解放政治可以把21世紀法西斯主義潛在的社會基礎爭取過來。

            威廉·I.羅賓遜著;趙慶杰譯。威廉·I.羅賓遜(WilliamI.Robinson):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社會學系;趙慶杰: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摘自《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1期,原標題為《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與21世紀法西斯主義:超越特朗普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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